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国家统计局将于1月18日公布2017年全年经济数字，最近已有一些机构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国家统计局日前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1.5%，其中有8个月连续处于“1时代”，处于1.2%至1.9%之间。
北京大学1月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出口拉动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8%，远超6.5%增长目标，并称2017年1-11月，受去产能、环保限产影响，PPI同比增长6.5%，增速较2016年同期上涨8.4个百分点。随着PPI向下游价格缓慢传导，核心CPI同比增长2.2%，增速较2016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但是食品价格处于自身的下行周期，抑制了整体CPI增速的上升，最终CPI同比增长1.5%，增速较2016年同期下滑0.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品价格增速低位运行。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主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及其转换》研究报告还预计，多重压力下今年经济增速将低于去年0.1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稳增长将是首要经济政策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将是市场化改革、供给扩张、需求扩张这样的政策组合。结合经济自然走势以及可能的宏观经济政策，预计能够实现2018年的宏观调控目标。具体而言，预计2018年GDP增长6.7%，增速低于2017年0.1个百分点；PPI增速为4.8%，保持高位；随着PPI向CPI传导，再加上低基数效应，CPI增速上升至2.5%；新增就业能够维持在1000万人以上。”
上述指标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该报告主编、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当前，尤其是2018年，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间的最突出的逻辑关系，就是“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实际已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经话语体系中最热的词汇之一。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使得中国发展的巨轮稳健前行。通过强调“稳中求进”，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现在已经更为清晰和明朗，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更为理性和冷静。
刘伟表示，要从理论上，从经济发展更长时期的历史逻辑中进行分析：为什么现在更需要强调稳中求进，怎样落实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中国走出了 “马尔萨斯陷阱”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以稳中求进作为总基调，其深层次因素是什么？
刘伟：主要是两方面：1.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客观要求；2.当前中国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运行特点的客观要求。
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客观要求来看，有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确实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0年历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GDP总量今年有望突破80万亿，大概占全球比重能达到15%左右。所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使我们国家从世界的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句话后面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道路的力量支撑，其中非常基础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不到2%，只有1.8%，现在上升到15%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再看人均GDP，改革开放初期人均156美元，去年是8260美元，今年突破9000美元应该没什么问题，能进到世界216个国家中大概90名左右。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归结起来一句话，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实际贡献给世界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终于走出了“贫困陷阱”，即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用40年左右时间，使8亿多人脱离了贫困。而且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比联合国标准高。这种成就可以向世界很骄傲地展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各方面的自信。
《华夏时报》：但是否也面临一些难题？
克服“贫困陷阱”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克服低储蓄、低投资。为什么贫困？从供给侧来说，穷就是、储蓄率低、投资少、就业机会少，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少，就更加贫困；从需求角度说，人均收入少，购买力就低，市场吸引力就不够，对外来的投资吸引就少，所以新增就业机会少。因此就更穷。无论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贫困陷阱”的理论解释和理论逻辑，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投资：或者吸引外来投资能力不够，或者是自己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够。怎么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循环的打破很重要的不是结构性问题。只要总量扩大，只要能吸引和扩大投资规模，采取各种办法，动员内外各种投资，迅速使投资扩张起来，就能拉动经济速度迅速增长。一旦上了这个快车线，“贫困陷阱”就有望被打破。所以，克服“贫困陷阱”的症结在速度，只要有一定的速度，就能冲破恶性循环封闭的逻辑。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破？
《华夏时报》：当前这个阶段，即所谓上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是什么？
刘伟：习总书记讲，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这属于国际政治方面，涉及大国间的关系问题；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属于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总是要迈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迈过去，怎么迈过去？ “中等收入陷阱”的克服不是靠速度冲破的问题，而一定要回归到可持续性、均衡增长。如何实现均衡增长，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统一，总量和结构的统一，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本民族的发展、本国家的发展和直接经济格局的和谐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不是简单封闭的单个国家经济体增长速度的提高问题，到了这个阶段，自然就一定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基调。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限定了只能是稳中求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如果粗略地划分，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98年，将近20年，中间除了个别年份，在这二十年里主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通货膨胀压力大，先后发生了1985年、1988年和1994年三次大的抢购风潮。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宏观政策长期紧缩。
第二阶段，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宏观经济总的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特别是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时，问题就更严重。1998年之后连着几年，增长速度非常低。那时我们很担心通缩发生，当时官方公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数字是3600多万，1/3的乡镇企业倒闭，这些都表现出的经济不景气。从1998年6月开始第一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弃了恪守20年的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其实就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刺激需求，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2003年以后走出了低迷的阴影，从2003年到2007年进入了平均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期。
2008年新一轮产能过剩比1998年那一次有特点：1998年主要是工业消费品过剩，2008年是工业消费品，和工业投资品，钢材、铝材、铜材等开始过剩，再加上2008年又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就更大一些。这样就出现了2008到2009，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因此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修改了宏观政策，叫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扩张”，一直到2010年10月，对外宣布中国率先从全面刺激反危机的政策轨道退出。
第三阶段，2010年年底以后，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共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敏锐，将它概括为“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达到了新的阶段，有了新的问题。新常态就有新变化，这个变化包括需求端的变化和供给端的变化。需求端，羊群效应没有了，供给端，核心竞争力改变了。表现的矛盾是，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退出反危机之后成本的消化期三期叠加，诸多矛盾，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进入新常态后，有新的失衡，新的问题。新的失衡，特别是宏观层面和过去最大的不同，不再是单纯的失衡。现在的问题麻烦在什么地方？类似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是成本推动的，因为需求疲软，同时又有经济下行的压力，新动能的转换：传统增长动能已经开始出现边际持续衰退的变化，协助调整全球新的增长动能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再加上世界经济本身复苏的步履蹒跚，这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使得现在双重失衡。
双重失衡，宏观政策就有问题，既不能全面扩张，也不能全面紧缩，而要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就是不支持大起大落，或者高速增长，或者持续大幅度衰退，这种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格局客观上驱动经济呈现稳中求进的态势。
所以从当前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来说，也要求政策体现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的逻辑关联
《华夏时报》：为何将稳中求进作为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政策基调？如何保证或贯彻稳中求进？
刘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原因；2.经济失衡特殊性的原因，使得我们要稳中求进。
保证或贯彻稳中求进，有三个方面的条件很重要：
1.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理念提出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十八大全会以后，中共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进入新常态后，在指导思想上首先提出要明确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理念。
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判断里最要紧的，是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客观上要求稳中求进。因为新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协调性上，是一种均衡发展。而稳中求进体现最基本的发展态势就是均衡发展、各方面的协调，社会和社会，部门和部门，产业和产业，城乡和城乡，地区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国内和开放，就是强调协调。协调是经济学中最要追求的均衡，这种均衡、协调本身就是一种稳中求进，不可能是单向的。所以贯彻稳中求进，首先是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所有把共享写进发展理念，这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解决了经济发展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们有切身的收获感，而不是单纯地增长、单纯的经济发展。如果所有的发展最后落脚到人们的实惠上，说老实话这种发展一定是稳中求进的一种发展，不可能是泡沫式的跌宕起伏的发展。因为真正有实惠，最后落实到人民生活改善时，这种发展不可能是大起大落、泡沫跌宕，一定是一个均衡有效健康的发展。
2.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要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中共十九大报告里讲的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的八个明确之一、十四大方略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强调的是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落实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现代产业体系，世界一流的制造业，现代化的服务业、基础产业；二是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是体制意义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制是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什么意义？十九大报告中讲，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闯过目前发展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用了“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这样的高度，来定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作用，也就是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抓手和基本途径。很显然，要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真正实现稳中求进，要有经济体系、国家经济治理结构、治理能力上保障的话，重要的是去构建这样一个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一方面是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培育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这样才能够结构均衡、宏观经济和微观机制运行协调，才能够在发展和体制意义上支持经济健康、协调、稳定的增长和持续发展。
3.稳中求进要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整体性、稳定性。十九大报告里对这一点特别提到，对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讲的是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构建现代预算，加强预算约束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提到了货币政策和审慎的监管机制的所谓双支柱。货币和财政制度、宏观经济体制方面怎么改，微观方面，特别是市场方面，改革的重点是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解决的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问题，要素市场化解决的是价格问题，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产权制度，是主体秩序，一个是价格制度，是交易秩序，这两方面的秩序规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市场的内在竞争机制，回答的是谁在竞争和怎样竞争两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市场资源配置层面，再加上宏观体制，最后落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下，一组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从政策层面保障稳中求进基调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条件。
《华夏时报》：宏观政策层面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刘伟：宏观政策层面，现在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处理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北大苏剑教授和他的团队最近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们讲的资源配置新的宏观模型有三个要素：价格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我对此很受启发。要有好的宏观调控，首先要价格机制有效，竞争充分，流动充分，要打破各种垄断和壁垒，对此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所以现在要有效的政府管理，前提、基础是要使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更有效，它越有效，政府宏观调控的压力反而越强，或者宏观调控的目标反而越明确，因为失灵的地方集中，局限性突出，所以好发力。
在此基础上，市场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所以就要求宏观调控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看问题。从宏观调控方式上，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端是解决失衡的根本动因，但是必须有需求管理与它结合与配套。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现在通胀很厉害，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吗？根本不需要。 再有，如果现在经济萧条，经济增长速度极低，甚至是零增长、负增长，失业率很高，经济萧条，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也不敢。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最大的顾虑是工厂职工。我们去年顺利完成了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大概煤炭有1.5亿多万吨，钢铁差不多有5000多万吨的产能去掉了，今年至少不低于去年，而且还要有所深化。这后面最艰难的使命是什么？去产能后工人的再安置、再就业，这是最麻烦的社会问题。如果现在失业本身就居高不下，社会压力非常大，这个时候再大规模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社会就业来说等于雪上加霜。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制的主线来推动，这是长久之计，久久为功。因为涉及的是质量、结构变化，涉及的是厂商的改变，动力要求是创新，所以更符合现在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但是久久为功，更具有根本性。要为它营造一个合理、合适的宏观环境，这个宏观环境主要集中在需求管理上，让需求既不过热膨胀、泡沫化，带来高通胀，也不过冷、经济低迷、长期萧条，带来高失业。而是适度增长，使通胀率、失业率都得到一个合理的控制，再久久为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因为涉及的是根本，涉及的是结构，任务沉重，就有理由拖延。因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需求管理营造的合适的环境时间窗口是有限的，拖久了窗口可能关闭，那就非常麻烦，整个国家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产生严重停滞这些问题矛盾就更加尖锐。
所以宏观调控，稳中求进，我认为有三个方面贯彻的要求：一个是新发展理念坚定的贯彻，一个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一个是宏观政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科学的组合。
《华夏时报》：稳中求进的“进”，在今年会是什么节奏和态势？
刘伟：所谓“进”，更多体现为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这本身也包含了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需求。在一些具体指标上，官方指标是去年经济增长6.5%，争取再高一点。综合去年通胀率、失业率等其他各项指标看，如果今年这些关键指标继续保持稳定，则今年6.5%的经济增长指标应该能保证实现。根据这个指标，今年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增长指标应该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这些指标间的逻辑关系，体现的正是“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