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一批新供给派经济学家4月1日在北京发表观点，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特点和中长期变化趋势以及应采取的货币金融应对举措，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这个主题为“开启改革与开放新征程”的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尤其是金融领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向新时代，站在新起点，金融业要有新作为，要抓住新矛盾，助推新战略，实现新目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顾问委员王忠民认为，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这标志着无论是直接IPO、利用CDR、还是借壳上市，都成为独角兽公司上市的选项之一，“这三个通道给新供给的内容提供了最快速、最庞大、最有估值潜力的证券化新场景，无疑是对新供给从金融场景角度给出的最大的支持和引领”。他说“我高兴的是，社保基金当年那么多的以新供给为内容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投资，不到5年时间，如果上市的话，可不是挣几倍的问题，可能是几十倍的收益”。
王忠民还认为，中国的自供给侧改革的逻辑20年已经表现出灿烂的结果和有效的市场呈现。如果把这种看成是一种有效的姿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过去从一切的场景当中支持他的时候，今天看起来那些场景还都不够。比如说在生产要素端，土地、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在所有的金融敞口端以金融市场的逻辑给出它最大的场景的供给，才可以让它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市场中新供给的代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未来新供给的内容，新供给的覆盖面，新供给涉及到的普惠群体，新供给可以完成内在的自动的成长的永续性就可以有效表现。今天这个场景已经开始展现，让它明天来得更猛烈些吧。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刘世锦认为，经济的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第一次触底。2017年，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了初步验证。“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有观点期待触底后大幅反弹，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逻辑和事实均不予支持”。
他判断，2018年上半年总需求将会出现季节性回升，如果治理地方隐形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难以为继，下半年将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存货、生产性投资可能有不同程度回升，形成对冲。“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存货、生产性投资等成为波动主因，即大L型下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进而转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从中长期看，终端需求仍然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并可能使中速增长平台重心有所下移。”
刘世锦建议，从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角度看，我们还是要注重质量效益，保持适当的增速，终端需求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提高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卫生、社保和福利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这些领域中政府和居民的支出应该达到比较好的平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行政开支，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矫正终端需求中的结构性扭曲，坚持住而不炒的正确导向，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改革，形成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演讲中就最近的中美贸易冲突发表看法，他说，中国的“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的效应合为一体，对美国形成了竞争压力与挑战性的影响，也存在“萨默斯悖论”情况：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证，自己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另外，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有宣称已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将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甚至试图改变规则，鱼与熊掌都像兼得，也让美国人感到厌烦。
他认为，中国仍有需要进一步开放的领域：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互联网等。今后的大方向应是逐步开放并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打压老二”的战略是必然的，是人类社会“丛林法则”的遗留。中美有无“最后对决”另当别论，但至少在遥远的“最后对决”之前，需要冷静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寻求最大可能的妥协，也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贾康建议，第一，应淡化意识形态，中美间要合作竞争，人、物、文化应有多方面交流，中国要充分学习。第二，“韬光养晦”的内涵仍然正确。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三，全面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四，循序渐进，西向为主，扩大影响与联系。第五，人民币争取用20-50年完成较彻底的国际化。第六，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在演讲中提到监管机构发布的新规：自4月1日起，‘静态扫码’支付每日不得超过500元限额，并将扫码支付风险分为A、B、C、D四个等级外，央行也限期所有第三方支付公司在6月30日前接入‘网联平台’，否则其与银行直接联网将切断，藉此让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全面接受官方平台监管。吴晓求就此表示，第三方支付没有什么错，没有必要把人们逼回传统支付去。“有人说，第三方支付有洗钱嫌疑，请问卡支付就没有吗？现金交易就没有吗？ 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金融交易都有内生风险。风险和金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监管要做的不是试图消灭风险，而是不让单体金融风险变成系统金融风险，甚至即使出现了系统风险，也不要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要按规则行事，更要适应发展趋势“，“那些借着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要打击”。
吴晓求提出，应施行“科学、宽容创新的监管”，“监管要适应金融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来自于过去的宽容式监管”。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王广宇坦言，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存在，金融有交易的属性，有资本的属性，但是本质上金融的初心还是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一方面要服务于传统实体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去催生一些新的企业出现，包括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方面。他提出，新实体经济部门必须学会金融，使用金融工具，使用金融市场这是企业家或者新实体经济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也要杜绝简单地把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到一个高质量增长的环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冯俏彬表示，近三年来，中央政府每年年均减税减费近一万亿，但是企业和民众的获得感并不强，她分析认为，在费的方面，确实有所减税，但在税的领域，反而正逐渐增加。
为了增强企业和民众的获得感，她建议：
第一，应马上设定控制社会总负担水平的制度”闸口”
具体措施是，赋予全国人大对社会总负担水平进行控制的职责：在现有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职责中，增加对宏观税负水平或社会负担总水平进行总体控制的权限。
具体操作方法：一是可以考虑采用类似债务限额、余额的做法，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范围的需要，以五年为例，设定社会负担总水平的天花板线，人大财经委每五年对此进行回顾、调整与改革。
二是引入pay-as-you-go做法，即为了保持总负担水平的不变，应要求政府在出台一个收入项目的同时，减少另一个收入项目；或者是政府在出台一个支出项目的同时，减少另一个支出项目。总之，做到增减同时、同步、同量，以保持社会总负担水平的基本稳定。
三是如果出现突发情况，如战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巨额短期需要，可不受此限制，由人大按程序进行立法增加政府收入来应急。
第二，重整政府收入结构
正税：明确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可考虑结合我国到2020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提高这一比重到70%左右。
清费：费的全称应当明确为“使用者付费”，费的范围应明确为政府部门向特定使用者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资金。费的确定标准应当完全基于成本，相关成本信息应向社会公示并每年或每半年调整一次。所有的使用者付费应当全部缴入国库，与收取主体和部门不存在使用方面的联系性，而且这种联系性应当反复被审计部门进行检查和公布。
明价：价是指由政府定价的公共服务、公用事业方面的收入，既有政府规制、也有市场经营的两面特征。其价格标准由政府部门确定并公示，同时相关部门应当根据物价、成本的变化提出价格调整的机制与动议，经公开听证程序、专家评估程序后方可实施。进行价格调整时，应同时公布相关企业的成本信息。
严租：租是我国国有资源、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性质为全民所有，应当全部纳入公共预算或补充社会保障预算所需的资金。
第三，完善政府收入管理的体制机制
深化财税改革，切实破除“收支用管”一体化的陈规陋习；完善政府定价机制，科学化政府定价方法；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更名为政府债务预算，明晰国家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成本补偿机制；深化与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将具有“租”性质的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建立针对“使用者付费”项目的规范管理制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张茉楠认为，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因此，一定要打好长期战的思想准备。
张茉楠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中国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回溯到当年美日发生贸易战，中国还是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以短期的和平来牺牲长期战略利益。第二，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广场协议》的惨痛教训，中国如果本币大幅升值的话，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可能是非常大的冲击。第三，该不该抛售美债？中国如果主动发起一轮金融战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4万亿的外汇储备或者美元国债，产生很大的财富耗尽。第四，鉴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是应该联合更多的贸易伙伴和全球价值链伙伴，把中美贸易问题，放在WTO框架或多边框架下，而不是在双边框架下解决。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任泽平在演讲中谈到房地产行业时认为，随着房地产调控和棚改货币化比例下降，预计2018年销售大降，但补库存、棚改实物安置和租赁房建设支撑房地产投资。
他表示，国内房地产政策，重短期调控，轻长期发展，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房地产很重要，但能说明白的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很情绪化”。他建议，第一，根据需求增加供给，第二，在保证短期调控效果的同时，通过长效机制接替短期调控。“随着长效机制的建立，房地产市场有望迎来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王振宇在演讲中强调，期待我国税收体制回归分税制轨道，他认为，国税地税合并的理由很现实，体现了问题导向，主要基于纳税人、经济性、技术性等考量，似乎忽略了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重要维度。当然，国地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观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无效的税收竞争（如拉税、转税、协税、先征后返等），但这样也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从而有效竞争不足，甚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表示，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央行，所做出的货币政策过程都完整记录在案并定期公布，相较他们，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必须规范化，否则后患无穷。“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
魏加宁谈到了金融改革下一步的重点，他表示，听了前面一节辽宁王院长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他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重要，很多提醒也非常重要，尤其他讲到国税和地税合并的事情，我是很担心，习总书记几年前曾经讲过，改革千万不要犯颠覆性错误，今天把国税、地税合并了是为了省点经费，将来怎么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整个财税改革要不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或者说是地方自治。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将来早晚有一天国税和地税还要分开。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没有一个地方自我约束的话，地方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光靠中央兜底，最后地方政府债务早晚会把中央财政拖垮。这是关系改革大方向的问题。所以，改革一定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魏加宁说，一定要开门搞改革，而不能关门搞改革。关门搞改革你听不到大家的意见，甚至连专家学者的意见都不能充分听取的话，那你的改革方案很可能见光死。为什么我们有些政策一出台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就是因为你是闭门造车。刚才讲财税改革，比如说增加税收，增加所得税，大方向是这样，现代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任何一个国家的财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互动的，配套的。你光想着从老百姓手里拿东西，那么你给老百姓什么？这个问题要想好了，你不能光取不予。所以，这是关于改革的大的思路。
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下一步金融改革重点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审慎监管体制。我们最近在做的有关竞争政策研究的时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过去只强调它的商品化方面，市场化方面，但是没有注意到它的约束机制。所以，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就是市场经济它应该有三道约束机制。
第一道约束机制，是经营者自我约束机制，也就是市场伦理，职业操守或者道德规范。当这第一道约束机制，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失灵的时候怎么办？要靠市场的惩罚机制或者淘汰机制。一个是纵向的重复博弈，一个是横向的公平竞争。你违反市场伦理就会被淘汰。这是第二道机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当出现垄断，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怎么办？政府就需要出来。但政府出来不是说民间资本不行你出去我自己办一个国有企业，不是这个意思。政府出来不是当运动员，而是当裁判员，就是做好监管。两个重要的监管，一个是行业监管，也就是今天要讲的金融监管，再有一个就是竞争政策，要反垄断。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魏加宁说，“中国金融监管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些年一直在讲中国的监管体制是只对上负责。所以，当上面领导没有重视，或者主要注意力放作别的方面的时候，没有重视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就放水，什么都可以干；当领导重视了防范风险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监管者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这样就会产生同步震荡。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只对上负责的监管体制，要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市场负责，对法律负责。违反金融法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处置，而不是等领导发了话才动手。要防止监管的大松大紧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金融机构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到，方向是正确的，三会合并了两会，但还没有到位。这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需要做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必须尽快规范。这次两会应该说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人事任命，用人所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看到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儿，最合适的人干最合适的事情，我讲的是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央行的领导任命，从我们长期以来研究金融的同志来看是最合适的，易纲也好，郭树清也好，都是长期研究金融改革，而且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推动金融改革，有很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所以，这个任命我认为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情，非常到位。
金融安全网的第三道防线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我们1995年在防范金融危机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终于落了地，但是现在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仅仅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基金，存款保险基金。我认为应该尽快的把它变为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它在资金运营，在资金积累方面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另外，除了资金的准备以外，还有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准备，培训人员。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做。否则等将来某一家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再去做储备就来不及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这样，一旦有金融机构出事儿的时候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2012年，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等七位经济学人，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历经多次内部研讨及小组成员流水作业的12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完善，撰写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2013年9月，由洪崎任理事长、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2013年12月8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供给”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崎在会上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设立宗旨，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理念，积极研讨构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和“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发展成为新型民间智库平台。
洪崎表示，时光荏苒，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今年底将迎来成立五周年。五年来，各项研究工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在基础理论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论坛、闭门研讨会、图书出版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通过直报、专报等渠道向中财办、中办、国办、国研室、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报送，获得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批示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反馈和高度肯定，并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表学术文章和媒体文章等形式，向社会各界传播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成果和智库产品，努力推动新供给研究院成为具有高学术品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得到各方好评，赢得了良好声誉。
洪崎还表示，2018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将继续推进《中国2049战略》课题深化及推进成果转化，4月上旬将由企业管理出版社正式出版《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年的中国》一书；继续推动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组织好新供给50人论坛和养老金融50人论坛学术活动，包括“季度宏观分会”、“重大热点问题专题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理论新发展，助力我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编辑严嘉淇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