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西方的苹果。这使得学术有了政治意义。——这是郑永年在他的一本新书里所说的话。
在5月21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郑永年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发布会上，首次见到郑永年教授。因为读过他的一些书和文章，对这位生于农家、笔耕甚勤的国际知名学者，一直印象比较深刻。
翻阅他新出的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有些震惊，立刻想起他曾说过，研究中国，一定要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
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会上谈到了他这些年对于中国知识体系建设及软实力建设的进一步思考，这也正是他这两本新书的重要内容。
郑永年说，这两本书是他观察思考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一个视角。
作为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籍学者，郑永年说他观察、研究中国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不过他的话题很难离得开政治。
例如他说，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是否明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
他表示，多年来，在思考中国崛起时，越来越意识到，除了GDP的增长，还涉及至少四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中国道德体系的重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及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这些方面构成了人们所说的“软实力”。
郑永年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体系就是文化体系，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体系，很难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创造。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如何去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的文化？在这里，他强调了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作者表示仍然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够保持自己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体系。要不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
这观点还真是蛮犀利。
他说他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但他认为，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造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原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试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郑永年表示，他之所以说是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地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郑永年说，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些时代，就很难有人们今天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郑永年在《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的前言里，有几段话读来令人警醒：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与我们每个个体的作为密切相关。在教育改革和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贡献方面的使命尤为凸显。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尽管对各种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没能解释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借此让外界来了解自己了。因此，知识分子即知识的生产者，其首要任务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拥有能够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的知识认同。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何谈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的重建和文明复兴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研究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种种彷徨，也需要有知识建设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很有必要当做一个长期事业来做。
一向“自己跟自己竞争，决不要跟别人竞争”的郑永年，对中国知识界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题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的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
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批示和认可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能事。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是大大地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在“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这个产业“圈养”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郑永年表示，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化”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他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他还特别表示，一个文明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内核在于它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需要自己来建立。我们中国的知识体系必须能解释自己，这样才能帮助西方世界解读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
郑永年举例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认为西方理论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文明进程。并说，中国学者没有文化自觉。于是笔者问他，前几年潘维、王绍光、汪辉等学者提出来要发展中国学派，不仅要研究中国也研究世界，而且不要有门户之见，西方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国学派。如何评价这种主张？郑永年表示，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中国学派我自己以前也提过，什么叫中国学派呢？所有的知识不应当有派。中国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一定要大量地学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不要有门户之见，不要为了辩护而辩护，知识应当是开放的，应当属于全人类。
当今中国正在开始所谓大外交新时代，全球瞩目，尤其高层提出建设国家意识形态，备受世界关注。从郑永年《中国的文明复兴》一书内容和出版时间看，似乎可以说是他对十九大提出的中国文明复兴之路的系统思考，对什么是新时代的中国道路的全面阐述，涵盖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道德问题、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体系建设以及国际话语权和大国外交等热点问题。《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则是郑永年教授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中对知识体系建设的思考，书中对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国际话语权、中西方相互误解的原因、教育哲学的专业主义、知识分子和权力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入分析和阐述。
郑永年这两本书，以及他当天的表述，归纳起来看，有以下要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而西方社会一直以来是用西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来理解中国，比如说，左右派、民主这类的词汇都源自于西方，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描述。自古以来中西方有沟通，但是西方对中国依旧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解，这也同中国的知识体系有关。因此中国一直在强调文化自信，现在也确实不够自信，因为中国几千年来都在强调要像西方学习、改善。他强调，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一样的模式，因为那样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应该实现中国模式。“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虽然我们也要向西方学，但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而是使我们现在的制度更好。”
对于世界经济波动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现象，郑永年提出，经济学家们应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构造角度做研究，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持。
从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看，各国很关注现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的进展。中日韩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等如何稳定向前发展，中国政府还要做哪些事情排除干扰因素？郑永年回答笔者相关提问时说，中日韩自贸区取得进步了，以前是因为政治问题，但我不认为中国和日本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中日韩之间经济整合制度并不比欧美少，只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现在中日韩+非常好，应该是开放的体系，有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就好处理，东北亚经济整合程度前景要好于东盟，东盟除了新加坡是发达经济体之外，其他还是比较落后的经济体，但这两块也是可以整合的，因为已经有“10+3”，但经济还没有整合到亚洲概念里来，亚洲概念就是中国-日本、中国-印度、中国-印尼，因为中国要建立亚洲秩序必须要起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