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日，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京出席了中美经贸问题高级别磋商——农业组会议 IC 供图
商灏
中方6月3日下午就中美经贸北京磋商发表的声明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美方如果反复折腾，执意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彻底颠覆磋商成果的基础，磋商也将因此失去任何意义。
结合近期美方不断派舰、机到南海生事的状况看，谈判比较艰辛。未来整个宏观与微观经济领域会否有较大变化？市场人士对此问题回应说，应保持谨慎心理。全球供应链方面，人们也担忧未来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研究全球供应链颇有建树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博士，新近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美国针对中国一些产业发起关税惩罚或单边制裁，实际上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也冲击美国的跨国公司，并且，也会影响那些进口使用中国商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她还认为，中美经贸关系需要放在中美战略稳定这个大框架下去考虑和研判，虽然从长期看战略框架依然稳定，但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和力量对比变化也开启了一个利益重建平衡的进程，这一重建平衡的进程逐步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在中美双边、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尽管，中国极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易变性上升，预期中美关系会经历一段坎坷期，甚至动荡期。而这直接的表现就是中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国家利益之争会更趋激烈。而从长远看，中国已经“被战略竞争对手”，也有被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做好长期战略准备。
全球贸易秩序将为之改变
《华夏时报》：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美贸易领域力度空前的对决，将令全球经济受到何种影响？
张茉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原来产业间的垂直分工逐步走向产业间的水平分工，再转向产品内的分工，加上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加让生产扁平化或让生产流程缩短，这样无论是苹果手机生产或是大飞机等高端装备制造，转向全球制造。这种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一些产业发起关税惩罚或单边制裁，实际上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也冲击美国的跨国公司。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全球中间品贸易大国，美国对中国进行关税的惩罚和制裁实际上会影响下上游的伙伴。比如中国从东南亚、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进口一些初级产品和能源，也从日本、韩国进口一些中间零部件，通过中国的组装、加工、生产、装配，生产出成品，再出口到美国或欧洲，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大的全球三角贸易的环流。美国针对中国最终产品，就是在中国产地生产的产品发起的所谓关税惩罚，就有可能对提供给中国的零部件商，比如上下游的生产商，以及下游相关客户造成非常大的冲击，相应抬高他们的生产成本。反过来也会影响那些进口使用中国商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
《华夏时报》：很多中国网民评价说，中国为什么要阻止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阻止美国跳下悬崖？
张茉楠：所有的贸易战都没有赢家。美国现在试图以最少的成本维护它的霸权。我从最开始就说，不是美国不要全球化，不是特朗普不喜欢全球化，而是要美国或特朗普所定义的全球化。我曾在《参考消息》撰文讨论过金德尔博格陷阱——美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的利益来获取全球化的收益，而且希望改变“二战”以来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垄断提供者也面临其收益-成本不匹配问题。美国过去靠提供普世价值，提供三大国际机构来构筑国际规则，然后提供全球军事和安全保护，这在美国现在看来都有巨大的成本透支，霸主国国力衰退不可避免。同时还因为存在“免费搭车”现象，霸主国往往在长时期内为保持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付出远远超过它应该承担的成本。
本质而言，中美之间的分歧，有多少是贸易问题的政治化？有多少是真正的利益冲突？特朗普一直指责中国占了“便宜”。然而，美国从来没有在全球化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吃过亏”。最近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1%，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速为6.6%。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加入WTO，特朗普认为是让中国通过“后发优势”、“干中学”实现了在知识产权、高科技方面的“赶超红利”，所以它要调整全球的利益分配方式。特朗普并非不要全球化，而是希望改变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方式，这是美国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尽管是否通过“打贸易战”的方式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大分歧，但在对华的立场上和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出发点上是有共识的，这也是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或“美国优先”战略选择的必然。“贸易战”对美经济有伤害特朗普也心知肚明，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权衡利弊，认为现在这种做法，包括回归保护主义或从多边回归双边，从战略利益上对美国更有利。
《华夏时报》：你的意思是美国现在想要变更全球贸易秩序，变更利益分配方式？
张茉楠：中国没有主动意愿想去改变国际秩序或重构国际秩序，但这些年来中国经历了全面崛起和高速发展之后，势必对既有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体系产生冲击。就像一个石头投到水里，就会泛起涟漪。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GDP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3%，包括在高科技领域，在航空航天、在一些重大核心高端装备领域，尽管我们很多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但这种赶超的态势和发展的势头，美国认为对它构成一种潜在的甚至是一种趋势性的威胁。
二战后在美苏争霸大背景下，美国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构筑起美国强大的高科技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强势崛起，尤其以东芝、NC或日本一些财团为代表的株式会社，其产业和金融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加上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虽从绝对力量上来说，日本那时肯定不如美国的跨国公司更有竞争力，但实际上它的规模体量和追赶速度已经让美国感到非常恐惧，所以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日发动半导体战争。这期间美方对日攻势持续发力：要求公开超级LSI研究计划［制定政府民间共同的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制造技术开发路线图，目的是达到设备制造国产化］的专利、全面废除日美半导体关税、制定《半导体芯片保护法》（美国，1984），以及制定《关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电路配置法》（日本，1985）等。在美国政府强力施压之下，1986年初，日美两国签订了为期5年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到1991年7月31日止。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扩大外国半导体加入日本市场的机会；为了事先防范倾销行为，日本政府要监控向美国以及第三国出口半导体的价格等情况；美国政府中断进行中的反垄断调查等条款。因此，一般认为1986年《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是左右日后日本半导体产业命运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日本最擅长的存储行业，因为对美协定的制约，被中国台湾、韩国赶超上来，风光不再。
所以，美国对其认为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绝对不会手软，其制衡战略也是体系性的，从贸易政策到产业政策，到知识产权、经济制裁、市场开放，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限制或单边制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美贸易冲突才刚刚开始
《华夏时报》：中美贸易冲突到目前为止已几个回合了。
张茉楠：我认为这只是刚刚开始。回顾历经30多年的日美贸易战的历史过程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从最初的纺织品、钢铁等初级产品向汽车、半导体、电子通讯等高级产品发展；二是贸易战由技术层次低的产业向高精尖技术领域扩展；三是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从增加进口限制出口到要求市场开放以及平衡经济结构等纵深发展；四是从单项商品和政策规则摩擦延伸至全面的冲突。随着新一轮全球高科技竞争的全面开启，中美未来博弈升级不可避免。在美日贸易战几十年的过程中，两国也是“边打边谈”，在打的过程中，双方都成立了相互协调组和谈判组。如，打纺织战时，成立了纺织品谈判小组；打半导体战的时候，成立了半导体联合谈判小组。中美在未来产业和贸易竞争冲突的过程，也必然是“边打边谈”的过程。从中国立场而言，中国不可能让渡国家的核心利益，最主要的是中国还要坚持自己既定的方向、战略、路线和节奏，不至于被中美贸易战打乱，而是应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清醒和理智的认知，包括避免战略性误判，是中国现在必须要坚持的两大原则。
第三个原则是，所有的贸易战和产业战、高科技战，都是国家核心实力的竞争。如果实力强，其实是不怕摩擦和战争的，就怕核心技术、核心设备、核心资源受制于人。美国靠封锁、靠制裁或遏制是很可能冲击到整个中国的产业或核心领域的。这将让中国更加痛定思痛来加紧高端技术研发，包括整个产业升级的步伐。
《华夏时报》：边打边谈，会持续多久？
张茉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整体发生了转向。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还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产业界和美国的民众，整体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认知都发生了变化，即把中国作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当把对方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状态下，即便双方有互利共赢的前提和基础，但采取的立场、出发点或政策的取向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不再是把对方作为一个伙伴去合作，更多是一种竞争和对峙。这种情况下，就不仅仅是集中于经济层面的争端，而是一种战略性的较量，也是一种路线之争或发展模式之争。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按照美国的方式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选择的战略方向，美国如果认为它达不到塑造中国的目标，肯定就要进行反制，或把中国作为一种绝对的对手去看待。
《华夏时报》：中国所谓的自信，在哪？
张茉楠：中国的自信来自于实践，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打贸易战的一种既定的经验，而是说我们在不断磨合、不断冲突当中总结出来了一种经验，是一种学习中的经验。没有“谈”和“打“，我们的经验无从谈起，但中国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不断地自我纠错或认知，在不断的学习中，这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但中国决不能盲目自信，因为所有的贸易战都是两败俱伤的，没有一个绝对的赢家。贸易战从来不会有赢家，更别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全球都没有赢家。在这过程中，如何更有利地延长中国自己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立起风险的缓冲带，避免中美之间爆发更大规模直接对抗性的摩擦和战争，才最重要。打的目的是为了谈，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更强。所以不能以打来打，却可以边打边谈，如果能建立起对话机制或对话渠道，则是更有利于减缓战略性冲突的一种选择。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偏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而不惧两败俱伤。
张茉楠：美国打的目的实际上一方面是为了获取自己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遏制中国。但如果中国通过自己的实力发展，让它遏制不了，或通过谈判的方式，让双方都能获利，要比打的方式更好。所有的博弈论实际上都是一个相机抉择，没有一个绝对的赢家。美方出牌肯定要考虑对方出什么牌，中国出牌也要考虑美方出什么牌，都是双方博弈的过程，不断进行反复或几个棋局之下找到所谓的均衡或双方战略平衡的策略。美国在认知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它也会适当调整利益，不仅是对中国，包括对欧盟或对日本，不可能对待所有的贸易伙伴都是利益最大化，那种绝对的最大化或完美的选择是不存在的，完美的理性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
中国有何种路径选择？
《华夏时报》：打下去的话，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将受到何种冲击？中国有何种路径选择？
以中兴为例，中兴很多零部件，现在禁止它进入美国市场，这几乎等于让它休克了。很多原来供应给它零部件的伙伴不给它供应了，它没办法生产了，但这根本不是中兴公司一家所受到的损失，而是其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受到冲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损失最小化。继续打肯定会受到更大损失，在打的过程中，中国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
1.中国主动通过开放，不仅仅是对内开放，而是更大范围对全世界开放，包括放宽外资审查的准入门槛，扩大商品进口，以及降低消费品关税。这直接的受益者就是中国老百姓。
美国很多年以来就是靠廉价的利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商品、全球低价格去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比如用纸币美元的货币换取美元资本，通过美元的资本进行全球的投资、获取全球的产业利益、全球发展中国家增长红利，就是所谓价值洼地。
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相对较低廉价格进口全球高质量商品，使美国保持相对较低通胀水平。消费者是债务消费，美国政府也是透支债务消费，这种双部门的债务消费就造成美国双赤字。从这个角度反过来讲，美国大大占了全球化的便宜，通过全球优质的产品，让美国消费者占了红利，通过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让跨国公司享受了价值洼地的红利。这两大红利，通过美元资本的环流来实现。这是美国最大隐性的红利，不反映在贸易赤字上的红利。
中国现在不仅仅靠出口、制造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升级，还可通过进口扩大、通过市场开放和扩大，通过消费升级反过来倒逼市场升级和制造业的升级。因为更加优质化、更加个性化或更加高质量的消费品，可以让中国本土企业不断实现进口替代或实现产业追赶。这实际上一方面直接让中国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全球的资源和全球商品的红利，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的企业和中国未来的公司是一种倒逼机制。就像中国加入WTO，是一种入世红利一样，中国市场开放同样是开放的一种红利。这是通过市场的开放，通过规则的开放，通过贸易的开放来实现的红利。
2.通过倒逼的方式，因为打贸易战、打产业战、打高科技之战，就会加紧整个产业向高端迈进的步伐。因为没有一项核心技术完全是通过并购、通过买能买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完全封闭。所以在开放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升级，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既要开放，但更多的是核心技术、核心产业要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华夏时报》：特朗普政府的团队是在系统地出牌，他们有完整的战略，对吗？
张茉楠：美国所有的战略从来都是体系化的。美国从最开始的钢铁铝到后来的301，到现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以及未来有可能加大中国对美技术投资的国家安全授权法，包括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安全审查，一步步都有非常缜密和长期应对型的战略储备。美国产业界、美国官方、美国智库，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遏制战略，绝对不是特朗普任期才开始。在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规划之后，美国产业界和政府就高度关注中国发展的规划，包括原来中国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创新政策，中国“十三五”规划。美国人知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它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方一些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判断和研究。包括301报告，长达几百页，足见是经过长期做了缜密调研、评估，包括根据美国国内法制定相关单边制裁或策略。
特朗普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也不代表特朗普自己。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美国的产业界以及相关业界，对中国认知实际上已趋于一致，只不过在是不是打贸易战的方式和策略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国跨国公司可能更希望中国通过市场开放、通过一些制度化的变革来长远或根本性的让美国更获利，而特朗普可能采取一种威逼利诱，或采取打贸易战、谈判的方式，让中国妥协。但根本目的都是让美国更获利或让中国发展模式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特朗普出尔反尔、反反复复，其实也是策略性表现，是为了通过抬高筹码，更大限度来达到他自己的利益目标。
《华夏时报》：从战略上来看，中国的应对智慧是不是也干得漂亮？
张茉楠：重要的是避免战略误判，也要避免盲目自信。回顾上世纪日美贸易战，日本经产省做过很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他们当年大大低估了美国对日本遏制的决心，那是一种重大的战略性判断失误，是试图通过妥协或通过利益让渡平息贸易战，尽管高科技市场开放了，然而美日之间的战争或美日之间战略性的博弈并没有避免。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日本智库学者也指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国家核心利益，不应在重大利益问题上过度让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不是在美国威逼利诱之下或美国施压之下作出的一种被动性的选择，而是中国自己既定的一种战略方向，是中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一种战略性的选择。
《华夏时报》：你能提出几条应对之策吗？
张茉楠：不能叫应对之策吧，仅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避免战略性误判，汲取当年日本的教训，不再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不再认为通过谈判或在施压之下作出妥协就可换取中美之间平息或未来减缓贸易摩擦。因为它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未来的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不以中国不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其二，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应“美国出题，中国答卷”。美国出什么题，我们就答什么卷，或美国给出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被动反应，这样有可能大大打乱中国自己的节奏，而且也有可能更大程度陷入美国设下议题的陷阱。因为很大程度上美国设定的议题，它的要价有可能在议题之外，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议题，但目的更多实际上是更大的一种利益的要价。所以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清醒的判断，非常重要。
其三，“硬实力”是真正的实力。所有的战争，包括贸易战、经济战、产业战都是硬实力的战争，如果实力不强，永远都要受制于人，永远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永远都会被别人设置议题，掉进议题的圈套。当前，全球步入大转折、大调整、大混沌时期，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重组与再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和重组过程，各国竞争格局和未来潜在增长前景取决于向以技术进步或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的程度和速度。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理解“创新为本”这一战略命题。要将“贸易战”置于如何加快促进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推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大局之下进行通盘思考，长远谋划，将危机转化为自身改革的强大动力，全面确立并深入推进“创新立国”战略。
最后，在策略上，中国不可采取以牙还牙硬碰硬的策略，中国发展阶段，包括中国实力，以及现在中国自己的筹码还不足以作出同等性的反击，而且很多产业确实我们都是受制于人，或者我们面临挑战性的风险，所以最大范围的延缓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让中国建立起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才更有可能去自主或按着节奏去推进自己改革开放的战略方向。否则的话，全面被美国拖入这场贸易战或更大范围的冲突的话，中国一定很难承受所带来的损失，而且也有可能延误中国自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