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新社会企业”是什么？一件时尚新衣？
中国在2006年将“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引入中国。那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说：“传统的慈善方式不具备造血功能，不能解决困难群体的根本问题。社会企业与传统的慈善组织相比较，其创新性、可持续性更强。”据说此后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了社会企业传播最广的原始定义。
如此有情怀的企业形式，10多年来在中国虽然被一些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积极推广，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似乎一直不很清晰。
社会企业的形态，虽尚未具有法律身份，政府却关注到了它，并和企业一道将之运用于“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
2016年11月17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明确提出的发展社会企业目标中，引用了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对社会企业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具有企业导向、社会目标、社会所有制等共同特征”。北京市当时还出台了一份区域性社会企业发展调研报告，对北京地区的十多家社会企业提出了考察意见，提出了扶持政策，还分类开展了试点，推动以服务民生和开展公益为重点的社会企业的发展。
当时就有舆论称，发展社会企业的时机正日趋成熟，因这可能是最有效社会机制，花费更小社会成本达成更大社会效益。舆论同时也强调，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社会企业沦为商业企业家的工具。
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专门部署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其中专列“引导企业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一节。认为无论国企民企，只有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切实履行好应有的社会责任，才具有发展社会企业的自觉意识和前提条件。
近年来，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也提出了建设“国家企业”或“社会企业”的目标。美团则明确把建设社会企业作为新的战略定位，提出要在餐饮外卖、旅游、电影票等生活服务领域继续提供全方位优质便利服务，在带动就业、促进消费方面加大发力，并建设向企业和社会高度开放的互联网服务平台，显示了打造“企业社会责任升级版”、建设“社会企业”更清晰的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
有理论界资深人士指出，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链接海量企业和消费者、掌握企业和消费者海量大数据的明显优势，触角深入社会多个层次层面、领域环节，能够对企业经营、消费者生活以及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的优势和影响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自我约束的压力也越大，在发挥优势和影响、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应当更有自觉和动力追求建设“社会企业”的目标。
很明显，这确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实施“互联网＋”战略，加快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在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最近提出“全新企业形态随信息技术呼啸而至，新社会企业凭借飞轮效应繁荣”的观点，认为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等先进信息技术渐次涌现，持续推动着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走向深入。与此同时，在商业生态中现象级的“新社会企业”应运而生，就像一部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型社会机器，正在用思想、技术、服务与责任催生着新的商业文明。
王俊秀说，对以美团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在塑造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展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一种“先利他、后利己”，“互惠利他”、“互惠共生”、“强互惠”等的交换价值秩序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的商业文明，渐次从技术创新和经济秩序扩展中诞生出来。这也是美团等互联网超大型平台公司与一般性的社会企业不同的地方。王俊秀把这类脱胎于互联网平台、具有生态多样性、能够通过运营能力动员社会化参与的无边界主体，称之为“新社会企业”。
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新社会企业：创新、平台与价值”研究报告中，王俊秀还把“新社会企业”进一步定义为：承担着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具有高度技术能力，在具体领域占据市场领先的超级互联网平台，具备业务生态的多样性，有自觉履行平台治理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意识，具有广泛正面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并认为新社会企业是以高科技、低毛利，高效率、低成本，高品质、低价格——“三高三低”为典型的商业运营模式：每一个高低分别对应了消费者、商家和平台，核心在于平台用高科技、低毛利去驱动商家的高效率、低成本，最终实现消费者的高品质、低价格。这一内生循环的本质是为实现长期至上的价值，以长期结果为导向与用户建立持续性的联系。具有哲学智慧的“长期至上”思维，也将越来越多体现在新社会企业的运营之中。而对于类似亚马逊、谷歌、小米、美团这样的新社会企业而言，平台治理责任和社会共益责任已经内化于企业之中。
对这份颇有新意的研究报告，学界人士如何评价？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新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产生的意义，认为新社会企业这个新概念，提供了一个观察新经济的新视角。从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去观察一个新经济的业态，新经济的主体。更重要的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从中可以看到新经济到底应该怎样发展。新经济正处转型期，目前创新最多，矛盾和争议也最多。
张新红说，新社会企业是个非常好的题目，如果继续往下研究，非常有意义，也需要构建一整套新的理论架构体系，否则无法解释清楚。“新社会企业强调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强调了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模式的新的变化，强调了利用社会资源吸引社会广泛参与，这是过去的社会企业所不具备的内涵。”
他表示，新社会企业比过去的社会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美团要面对上10亿用户，掌握这么多人的信息，一个很小的问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应该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这毫无疑问。而美团自己参与提出新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向新社会企业方向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也是这些企业愿意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张新红强调，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对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改善，对监管变革，都提出了新要求，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陈禹认为，“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有所突破，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一，“新社会企业”，阐述的是新的生产关系，严格说这是以前没有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美国以前恐怕也没有。所以，应该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研究腾讯、阿里巴巴等新一代“新社会企业”，建立相关的企业理论。
第二，任何一种经济的变革都是新的分工模式的出现，这方面美团可以分析一下，美团形成的群体，有多少人是员工，多少人是客户，多少人是业务关系？当人们以一种分工合作的模式形成一个系统的时候，1+1>2的时候产生的价值，这一点到现在经济学没说清楚，所以个价值到底怎么算，包括美团在内的很多企业，在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值得去探索。
“如果再引申下去的话，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现在总有一种两分法的说法，好像企业就是要盈利，政府就是为公众谋福利，中间好像就是一道鸿沟，于是包括像国外也是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经济危机了，经济就国有化了，等到好一点了就私有化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像英国、德国就弄过很多次。他们的企业根本没划清楚这条线。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从我们的实践中，能否找到答案”？
陈禹表示，这个研究“新社会企业”的报告开了一个好头，很多东西都可以继续深入的研究。
互联网观察家方军说，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企业现在很明显的变化趋势是，交易大于信息，例如高成长的美团外卖业务形成了其新的配送基础设施，这在中国互联网业界可能独此一家做得最好。而50多万配送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意义重大。因此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现在之所以不愿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利益主体，是因为他们创造巨大价值之后，只从中取得很少的利益，却同时消除了很多社会摩擦。也正因此，其流量逻辑成为商家进行有效价值的分享，所以他推断，互联网发展的逻辑将慢慢向本地发展，向产业链发展，与此同时其流量逻辑演变成合作逻辑、共生逻辑。
从参与该报告讨论的人士所发表的观点来看，普遍认为互联网公司的平台治理责任和社会共益责任是新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追求各个利益主体的平衡是“新社会企业”运营的核心。“新社会企业”承担了诸多社会功能，已经超越了企业的边界。正因为如此，社会也会对这类追求“长期至上”的新兴企业组织予以回报，以保障整个生态的长久繁荣。
但正如央视新闻联播节目评论员王石川所评价的那样，这个“新社会企业”，实际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例如美团就是这类尤其需要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需要有输送价值的企业。这类企业第一要承担社会大责任，第二要美，提供美食、美景。美团与吃饭有关，从古至今真正把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解决好的人或企业都了不起。第三，美团这类企业不光让大家吃的更好，还能让大家生活的更好，说到底就是这企业得有使命感。因此人们也会希望企业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美美与共。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社会企业”绝不应只是一件时尚新衣。（编辑严葭淇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