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经济及投资者情绪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社会各方在关注两国关系未来和中国经济走势的同时，也在从历史中寻找经验。阐述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和世界货币经济关系的书籍因此受到追捧，其中就包括最著名的《时运变迁》、《管理美元》和《通胀螺旋》。《华夏时报》记者新近为此特别专访了这3本书的策划者和译者于杰先生。于先生是本报专栏作者，在从事投资业务的同时，过去20年来一直关注中美经贸关系，并先后于本报就中美经贸关系、人民币汇率及国际化等问题发表观点。他曾于4月底在本报撰文呼吁不要误判谈判形势，这在国内是最早的相关意见。在中美两国贸易谈判形势急转直下的5、6月份，他先后翻译了3篇关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文章（报告），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也让社会各界得以清晰了解美国的真正诉求。于先生拥有20多年的实务经验，他的独到视角和理性分析总能带给读者很深入的思考。
《华夏时报》：于先生何时开始关注和研究中美经贸问题？
于杰：持续关注是从20年前开始。1998年前后，我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决定汇率》，这是我在媒体上发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从那个时间起，开始持续关注中、美贸易关系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经济在当时非常艰难，朱镕基总理呼吁“保八”。同事间讨论时我提到，中国要真正走出困境，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同美国、欧洲和日本达成一个默契，这几方在限定时间内向中国无限制地开放其本土市场，接纳中国商品。之所以对这一段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多次公开表示“外贸对中国不重要”。我此前工作中的经验是，外贸太重要了：外贸公司有配额、拿到出口订单，那是最高兴的事。在当时这类公司会被看作是“日子很好过”。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外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作用和角色？
于杰：外贸是中国经济过去近20年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支柱，我把其视作绿皮火车的机车。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加入WTO？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已没有腾挪的空间。国内不少论者会拿消费、投资和贸易在GDP中的比重来判断外贸的作用，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外贸近乎零的情况下，消费、投资的比重更高。按照那个判断，中国断没有开放的需要和理由。开放、外贸的作用，是让中国经济的规模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和社会福利短期内大幅增长，这在外贸缺失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没有外贸，也不会有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繁荣和消费增长；在目前的格局下，没有外贸，投资和消费都要萎缩，这个趋势今后将更明显。“启动内需、扩大内需”这个口号式的政策、建议喊了也不下20年。似乎是内需就在等着去启动、扩大。过去20年，支持内需的购买力来自哪里？源头是对外贸易。国内也常有一个说法是“有效需求不足”，外贸是真正的有效需求。中国没有日本19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又处于弱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不足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另外，过去几年居民快速加杠杆置业，将很快成为增长的拖累。
尤其重要的是，外贸行业产生的外汇现金流，主要是美元，改变了中国的货币投放方式，这给包括地产行业在内的信用派生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货币传导机制。没有外贸这个前端因素，地产不会有过去十几年的繁荣。外贸这个近乎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在为中国打造比肩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链的同时，给相关行业就业者带来了当期收入及收入预期，形成了社会购买力。这些产业链的建设和提升过程，是全社会的产业投资。有这个前提，不完全市场化的地产才有机会得以发展。否则，1992年前后的海南地产泡沫要么在区域内间或出现，或者就是全国现象，接续下来的就是一地鸡毛。
图为于杰先生2016年拜访日本大藏省前副相、时任日本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雄先生
《华夏时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美国是怎样一个关系？
于杰：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这18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包括经贸关系是最关键的。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开放就是对美国的开放，而不是对亚非拉，当然也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
《华夏时报》：为何这么说？
于杰：1979年初中美刚一建交，邓小平就访问美国，他在访问途中对随行人员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当年3月初，曾于二战期间避难于中国的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代表卡特总统到北京参加美驻华使馆开馆仪式。布氏在其回忆录里提到，邓小平此间接见了他，在会见时，布卢门撒尔提出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处理美国资产给后者造成损失的补偿问题，邓小平非常爽快地答应解决，两天后，这个此前拖延数月的问题迎刃而解。邓小平对布卢门撒尔说，中国要发展就得融入世界经济，同美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是其中一个步骤，“我们也想同你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开展贸易，不过我们不会让步。但我们同（美国）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邓先生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国牵头搭建、主导。这从《管理美元》和《时运变迁》里可以看到。中国对外开放、美国接纳了中国，就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接纳了中国，中国重新回到美国主导的体系。之所以说是“重回”，是因为历史上中国曾在这个体系里，这可以从《通胀螺旋》里看到。
这是美国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事后看，当然事前也可以预期到，美国曾长时间是中国的最大海外市场且一直是中国的最大顺差来源国，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是中国产能的最大“出口”（outlet），没有这个“出口”，中国1998年那种通缩状况就会持续。也可以说，美国这个市场，最大限度地把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变现了。这个过程和逻辑太重要了，其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棘手的问题，甚至国有企业问题。当然，中国社会将廉价劳动力用到了极致，后者的教育、福利水平却没有同步提到，这一方面制约了国内消费，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包括一些将来的隐患。
第三个原因同第二个原因相关。就是前面提到的“变现”过程，中国拿到了外汇，并同步投放人民币，这首先解决了此前的货币投放方式问题。有不少专业人士提出，作为大国，人民币就不该钉住美元。信用货币体系下，币值的内外稳定取决于政府信用，这关乎主权，没有哪个政府愿意让渡这一权力。但要知道，人民币锚定美元最大程度地解决了1994年之前财政／货币方面的系列问题，那些问题，朱镕基先生兼任人民银行行长时甚至之前的几届政府都遇到过，那些官员的现代金融理论可能不及当下的很多金融博士，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把握要更胜一筹，当然还有他们改革的胆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在外贸行业实现了市场化，就是说这一行业的公司不需要再听政府的了，甚至也不需要看银行的脸色，反而是后者对行业支持更积极，争抢此类业务。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其他领域的市场化，尽管程度不同。当然，政府在此间的话语权逐步提高，因为全社会的财富积累逐渐增加，资源都在升值，而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这也是过去几年国企再成主流的一个逻辑路径。
因此可以看到，开放，主要是对美国的开放，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得利最大的是政府。
《华夏时报》：过去20年间，你对外贸的作用及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有没有变化过？
于杰：对外贸于中国经济作用的看法没有变化过，这有点“重商主义”倾向，主要是基于中国人口多、社会消费能力整体不高这些现实，当然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在外贸出口战略特别是同美国的贸易关系的看法上，2008年危机之后有了改变。2009年我在贵报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出口经济的战略思维面临考验》，指出中国此前那种出口模式会造成并加剧全球失衡，并引发西方市场国家的不满。
《华夏时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目前的僵局是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于杰：目前这种局面很多专家都预见到了，不同之处可能只在时间点上。今年以来，国内很多专家甚至官员回顾说，美国国内对华的态度在2013年前后开始转变，亲华的逐渐少了。此前几年，每每见到美国朋友，他们都会说，中国应该利用内需市场，不能再依赖美国市场。其中一位朋友的口头禅是，“出口就是在卖血”。这些朋友都是投资界业内人士，两国之间的一些现实问题，显然不是图表、数字能解释的，因此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会有太多的“为什么”。
我在2014年初有个内部讨论，之后整理了一份讨论稿，贵报刚刚重发。这个讨论稿转发、阅读很多，有境外机构全文翻译，还回发给我，让我看翻译是否准确。前面说的那几位美国朋友，今年10月份见面时对我说，那个讨论的逻辑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不少朋友后来告诉我，看了那份讨论稿，重新配置了资产。尤其是今年，感谢的声音多了不少。2015年，我在贵报和其他媒体也撰文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开始逆转”，其中谈到，不止是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外汇储备下降对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中国的财经官员不曾经历过的，也是其他货币创新工具解决不了的。此前那种市场化货币传导机制（虽然也有政府干预）的源水没了，政府单方面努力显然无法弥补也替代不了。眼下就是这种情况。关于土地信用及货币问题，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基于土地信用，这实际上把土地的（商业）杠杆作用理解成了政府信用。看一看《通胀螺旋》中市场对土地的态度变化、再对比中国1992年前后国内局地地产泡沫，就知道这种认识的危险。债务压力下的衰退会很快使得土地／房产步入逆向走势。当然，也有投资界的朋友讲，遵从我当时的分析，就错过了2014年底启动的那一拨股市牛市和后来一拨房价上涨。的确是这样，我比较保守，另外我是根据我的分析进行投资选择，而不是泛泛而谈。
《华夏时报》：你今年4月底在《华夏时报》撰文提示不要误判中美贸易谈判形势，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过去半年多的局势变化表明您当时的警示是准确的，你基于什么原因作出这一判断？
于杰：这首先要感谢《华夏时报》，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能发表我那种另类的观点。
那篇文章的缘起同美国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广场协议有关。此前，国内有媒体大肆报道称，莱特希泽是当年广场协议的幕后推手，如今他要逼着中国再签一份类似协议。就我的阅读所及并根据关于广场协议最权威的记录——《管理美元》和《时运变迁》，莱特希泽跟广场协议可以说没有半点关系。资料之外，我特意邮件咨询了当年参加广场协议的保罗.沃尔克先生，他回复的原话是：“我当时不知道莱特希泽是谁；广场协议是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事，跟其他部门没有关系”。这是其一。
其二，国内对广场协议的“阴谋化”由来已久。实际上，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广场协议是美国给盟国的待遇”，这也是我在文章里提到的，能签订一个类广场协议的协议，对中国来说是最不差的选择。当然这个协议不止于汇率问题。
其三，川普和莱特希泽是当年期望对日本施以重手的群体，也就是里根政府、贝克团队和沃尔克们极力避免其得势的“保护主义”拥护者。而今，这个群体拥有了决策权，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
4月份时国内的舆论主流是同美国“硬碰硬”，对历史的误读、误解影响了认知。这一方面误判了美国国内的态度和决心，也没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现在的情况看，应该说是走向了坏的路径。
图为于杰先生2016年拜访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于杰/摄
《华夏时报》：在今年5、6月份，国内对中美贸易谈判形势判断从乐观到急转直下，您当时翻译了3篇关于莱特希泽的报告、文章，传播、阅读甚至引用的都很多，目的只是为了介绍他这个人吗？
于杰：不只是介绍他个人。
那3篇文章（报告）中，第一篇是他1998年到2010年对中国加入WTO问题态度的文章结集，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观念，这非常重要。他的思想一贯，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我当时加了一句按语说，“他现在只是在实现其过去20年的想法”。
第二篇是2010年他在国会上关于中国在WTO中的作用的证词，应该是代表了一个利益或意见群体的态度，当然同他个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第三篇是2018年3月底的《国别贸易壁垒评估报告》，是他领导的贸易谈判办公室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例行报告，属于常规的政府行为。
这3篇文字，尤其是后两个，引起的关注超出了我的想象，网上点击阅读量数百万次，很多市场、官方机构直接引用。
2010年的这份证词译稿让国内很多读者，甚至是官员、研究人员，知道了美国为什么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这么强硬。贸易壁垒评估报告译稿恰逢国内普遍认为谈判前景乐观、特朗普又突然加税之际，后者的决定让国内民众莫名所以、媒体指责美国出尔反尔，而特朗普的决定正是基于这篇报告，那个当口影响大也属正常。
有不少朋友对这几篇文字翻译表达了感谢。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意外。那些译稿并不是时效性的新闻报道，国内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是比较少。对美国的态度和取向，主观判断多了一些，结果造成很多的措手不及。从莱特希泽此前的言论和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期的言论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明显要好于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这方面，美国似乎更显得知己知彼。有朋友甚至在这几篇译稿出来之后仍然问我：中国已经表示要买买买了，美国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的？
《华夏时报》：您翻译这3本书是否也同你一直关注和思考的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有关？
于杰：是的。国内对广场协议的误读长时间的影响着中美间的货币问题，我最近了解到，世纪初，甚至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都视其为美国的阴谋，这些专家有的是从美国回来的。经常是，国际上提到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不管是不是美国提及的，广场协议就被阴谋化地引用，这甚至影响到当下的贸易谈判。
我希望通过这3本书告诉读者真相，不要误读、误解历史。《管理美元》和《时运变迁》全貌地记录了”广场协议“的过程，可为当下中美两国贸易谈判的借鉴；《通胀螺旋》则记录了二战前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及中国加入“美元圈”的过程，我在考虑翻译这本书时判断，中美两国可能出现的各种摩擦，将促使两国回溯交往历史，而从货币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还很少，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期的演讲中也恰恰提及了这段历史。
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逐渐游离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之外，直到2001年加入WTO。期间西方维持自由贸易体系、探索浮动汇率机制所进行的谈判、博弈，中国不曾参与也没有经历。这对中国应对目前的局势不利。所以我对行天丰雄先生说，他这一代日本官员对日本的价值，远胜几百亿美元的储备。
《华夏时报》：这几本书的影响都很大，专业书做出了畅销书的市场效果，在社会认知方面，你认为达到预期了吗？
于杰：翻译这几本书首先是出于兴趣，否则真坚持不下来。为了翻译一本书，几番到国外见作者，相信这种做法也不多见。书出来了，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至于影响认知，这的确不敢奢望，也不是一个译者能做到的。但据我了解，不少财经官员读了这几本书，有一位官员说，《管理美元》里关于广场协议的记录，“的确与国内主流看法不同”。新华社8月份有一篇稿子——日本应对《广场协议》的教训和经验，里面的表述就比较中性，这在此前不多见。此外，我知道，今年5月中下旬之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中已经不再提广场协议是“美国阴谋打压日本”，书的影响还是有的。
《华夏时报》：这几本书都比较宏观，对个体来说是不是相距太远？
于杰：宏观影响微观。3月份贸易争端初起，我在一个投资社群提及贸易战对包括股市在内的国内资产价格的可能冲击，有投资者不以为然。股市这半年多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争端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句对华言论，就会影响次日的中国股市。当然逻辑还是上面提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另外，我知道华为和万科这些国内大公司的高管也读了这几本书。万科的郁亮先生此前专门在内部会议上提及《时运变迁》。这些大公司基于宏观形势调整运营策略，自然会影响到个体。
再者，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关于这些历史、史实，如果不清楚、不了解、不学习的话，对全社会的整体认知有负面影响。这不止会影响到眼下的谈判，也会影响到其他国际交往。有朋友在读完这几本书之后对我讲：对这些历史的了解还是太少。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说，这些书应该列为商业及经济类专业的课外读物，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此前也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加强经济史方面的内容。我想这些考虑都是同一个道理。北京大学一些院系就将《时运变迁》作为指定课外读物。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经贸关系？
于杰：中国经济离不开美国市场。这不是说要向美国市场出口更多商品、获得更多顺差，而是要尽量保持住一个出口金额上的稳态。中国国内市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际市场都承接或替代不了美国市场的规模。要把生意做好，维护好客户关系总没有错。
中国国内有一个说法是，贸易战没有赢家。这要看各方损失的程度、是否能够承受以及“战后”获利情况如何。如果泛泛而谈输赢，所有的“战”都难有赢家，因为都会有投入、有损失、有风险。但如果“战后”收益相对投入更大，“战”之目的达到了，那自然就是赢家了。以二战为例，美国显然是赢家，虽然投入、损失都不小。
目前，中国在经济体量、主导世界事务方面还无法同美国竞争，对抗更不利于中国。世纪之初，伴随加入WTO之后的高速增长，不乏中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甚至2010年超过美国的判断。这些判断如今可能被淡忘了，但这种期望始终萦绕在很多人思想中。不涉及对错，需要考虑的是这种格局下的条件和责任。就以货币的国际化、储备货币地位为例，中国显然在经济上还不具备条件，而不少论者更是没有考虑到其背后的责任乃至风险。沃尔克在《时运变迁》里对此的简短评论，是经历且重塑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世界级银行家的善意忠告；他在两年前对我提及的中国债务问题隐患眼下正在变成现实。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开放，不管是针对哪个经济体，首先要做的是放松管制、严肃法律和规则。这一点对外、对内同样重要。
《华夏时报》：最后一个问题，请于先生谈一谈对未来的展望。
于杰：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年，这四十年恰是中国努力同美国处理好关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此间，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搭便车是个事实，中国也不是第一个搭便车的经济体。二战后，所有的西方经济体都搭了美国的便车，当然美国也从中得利。而美国此前也搭了英国的便车。
继续维护好同美国的关系，对居民福祉有益。不管两国经贸谈判前景如何，要像以往那样大幅增量出口美国是不可能的。没有增量但保持存量总比负增长要好很多，中国经济经不起外贸出口出现负增长，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从投资、银行信贷乃至股市，部分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悲观预期。
外贸没有增长空间但却万万不能丢弃，国内则需有同步应对安排，以便降低对外贸的依赖，否则今后的日子会更难。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就是减税。综合考虑，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居于世界前列。我也看到很多专家根据教科书及美国先前的经验提到减税政策的缺陷，关于后者，沃尔克在《时运变迁》里也提到。仅就减税这一个选项来说，中美目前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减税是“有没有”（是不是真减）的问题，对美国可能是减多减少的问题。一方面说减税，同时企业的经营性负担却在明显增加，这就是“有没有”的问题；企业因为减税政策之后负担反倒增加进而关门歇业，这是另一个“有没有”的问题，即企业是否还继续存续。减税政策面临最大的困难，可能来自于财政的收支压力。改变这种格局需要决心。长远而言则需要产权方面的动作，而这需要法制上的配合。
对于美国在贸易争端中的诉求，仅仅着眼于进出口增减显然难以弥合分歧。双方谈判、博弈和胶着的过程，是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居民个人承受压力的过程。个体只能寄望于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
《华夏时报》：您在《华夏时报》的专栏文章让读者受益匪浅，刚刚刊发的您2014年内部讨论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感谢您的思想贡献，这对投资者、全社会都有帮助。
于杰：感谢《华夏时报》的平台，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能引发思考则善莫大焉。谢谢。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