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最近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一个故事：2011年的时候，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改革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前世行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等人。“我当时在发改委分管改革，陪他们谈了整整两个半天。我都讲完了以后，问外国专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斯宾塞教授讲，中国改革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厦，你们把大楼建立起来了，远处看很宏伟，但是近处看还有很多问题：窗门是不是都安对了？里面的动力系统、信息体系、稳定系统，很多系统还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办法运行。比如说像竞争政策，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不是都落实了？这是一个判断。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比如说公平正义，落实得怎么样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外国专家好像很尖锐，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即中国市场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改革需要明确定义，改革无止境
谈到了四十年改革之所以没有完成的几个深刻原因，彭森说，我们搞了40年改革，为什么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问题确实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但是想想，原因可能无非就是几个方面：
第一，涉及对改革的定义。是一般意义的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或是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定义始终在调整。
第二，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存在着重大的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突出一点就是对计划经济批判得是不是很彻底？近来有人强调，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经济的好处，我们搞的“一五”、“二五”，初步建成了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这都是计划经济的优势。对计划经济的前20多年反思、总结、批判，还远远不够。关于走向市场的进与退，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争论一直都没有缓解和停止。去年还出现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的风波，出现了“私有制灭亡论”的提法，这都不是偶然，都反映了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基础。
第三，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还是在不断深化。
彭森特别举例对此判断加以说明：
在改革初期，对于改革所需的时间，比较普遍的认识是，改革比较容易就可以完成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路线，体改委是1982年才建立的。1982年成立时还是由当时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的主任。1982年的3月25日，在第一次体改委党组会上，他讲了几句话，第一句话，体制改革重点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改计划体制，这也是讲到了要害。第三句话，讲到了改革大致需要的时间：总的考虑，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革这件大事，我看可能十年用不了，五年又太少，你们体改委能不能搞个6年的规划？到1988年，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代表的是当时中央的判断，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判断。因为两年以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做改革决定的时候，文件里面有一句话——在分述计划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以后指出，总体来说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意味着1980年代末要完成改革。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改革连目标模式都没有定，1986年又出现反自由化的思潮。1987年李铁映来体改委兼任主任，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三、五、八”规划。后来我专门问他，为什么搞“三、五、八”规划？他说来的时候中央就交代了，原来想1988年、1989年能完成，看来不行了，能不能再搞8年，搞到1995年？这是有明确任务的。所以“三五八”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搞了8个课题组，当时吴敬琏老师一个组，社科院刘国光一个组，人大吴树青一个组，北大、中央党校都参加了，最后大家普遍认为1995年能完成。吴老师那个组当时提出来，1年稳中起步，2-4年基本转轨，5-8年巩固完善。而实际上到了1992年才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很不容易。
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又一次开会总结改革经验。李铁映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把改革看近了、看浅了、看易了，看来是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这是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得出的结论。我觉得这一条体会很重要。”
彭森还提到，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中央对市场化改革又发出了明确的新的信号。去年7月31日，政治局会上首次提出稳中有变，国际上面临重大风险挑战。后来到了12月13日政治局会上又新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第五个新的提法，就是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提法近几年提得比较少了。2015年以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说得少了。习总书记讲的“五个坚持”，一是稳中求进总基调，二是新的科学发展理念，三是高质量发展，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五事明确提出来深化市场化改革，这有很大的变化。到4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专门讲了，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改革相统一，目标导向改革中央是第一次提，目标导向改革讲的也是市场化改革，明确提出来。两天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一个新的提法，推进“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这个也是和目标导向、市场化改革相一致的。
彭森说，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6次会议又提出来，要对标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到了3月5日，“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了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来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方法来破解当前发展中的重大难题。我觉得从中央一系列关于改革发出新的信号，对我们下一步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
判断与诉求：当前必须重振市场化改革
彭森是和宋晓梧、张维迎、樊纲、王小鲁等，参加4月24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新书发布研讨会”时发表上述观点的。
这几位“市场化改革派”的重要学者认为，回顾中国改革四十年来的不平凡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基本方向、坚持以惠及人民大众为改革和发展目标，是过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当前，改革与发展都处在一个重要关头，能否继续推进改革，是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
他们赞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中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潜力的三个判断及改革诉求：
第一，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60%，未来城镇化发展仍然有巨大空间，能够继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相关体制和政策需要调整，特别是要把城镇化中“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转到“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民营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改革四十年的经验证明，民营经济部门的增长始终引领着整体经济的增长，不仅增长更快，而且投入产出比更低（即以更低的投入带来同样的产出），在经济不景气时减速更慢，恢复时复苏更快。只要有公平竞争的条件，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潜力就仍然巨大。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政策一视同仁，减少行政干预极其重要。
第三，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够为未来增长提供强大动力。近些年来，在一些领域里，市场导向的科技进步已经出现了加快的苗头。而要让这些潜力得到释放，除了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使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使创新得到尊重、收到回报；同时需要改革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去行政化，增强市场激励，鼓励多元化发展。
他们也赞同王小鲁、樊纲、胡李鹏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五大判断和一项重大改革诉求：
第一，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方面的改革，基本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改革极大地焕发了经济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使过去4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中国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人均GDP约8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2位；居民收入实现了大幅度提高，福利大为改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
第二，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如此大进步，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市场化改革。
第三，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还有很多方面改革不彻底。中国目前的市场体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而且经历了进进退退。市场在一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过去某些时期，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有所上升，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有所增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减弱，收入分配出现恶化。
第四，这些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能减弱，使经济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一改革还没有到位。重振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从诸位学者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看，他们非常强调实证分析，并据此一共提到多个方面的判断和改革诉求，涉及改革的定义、国企改革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模式的疑问。
两本书的背景透露多个重要信息
据研讨会主办方介绍，《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是王小鲁从改革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视角，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做出的总体回顾和梳理，并依据大量事实和数据分析说明中国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遭遇了哪些阻力，遗留了哪些问题。书中分不同时期回顾了农村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特区和沿海开放、国企改革、价格双轨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保体系建立、加入WTO、推进城镇化发展、反腐等一系列改革历程，分析了这些改革发挥的作用，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变迁的历史画面。
主办方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作为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最新课题成果，旨在对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份）市场化改革进展的总体情况和不同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发现进步，找出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评价不同方面的得失，衡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决策和改善政府工作提供参考，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为企业经营者、投资者和广大读者提供背景情况。
据介绍，中国市场化指数课题从2000年开始进行，至今已经持续了19年。到上一个报告（2016年报告）为止，已出版了7个报告，报告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了全国各省份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本报告是该课题的第8个研究报告。
据了解，“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它们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为了全面反映市场化各个方面的变化，每个方面指数由若干分项指数组成，有些分项指数下面还设有二级分项指数。报告中称最低一级的分项指数为基础指数。本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体系由18项基础指数构成。为了保持市场化指数的客观性，基础指数的计算全部基于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或企业调查数据，不采用由少数专家根据主观评价打分的方法，并尽量避免采用不可靠的数据。
主办方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三个结论：1，中国市场化进展2008年以后有所放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值得关注；2，浙江市场化评分超过上海跃居第一，北京从第五降至第七；3，全国市场化程度仍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发展进程较快，东北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彭森表示，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两本书肯定会得到社会上很高的评价，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报告也应该更有信心、有条件把它越做越好。
而彭森对两本书提出的两点建议，则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市场化指数报告，已经形成了品牌和完整的体系，要考虑连续性，但是也要考虑一些新的变化，从今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正在抓几个大的标志性任务。一是，全面落实2018年版市场准入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二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虽然是2016年年底出台，要求2017年中央一级推广，2018年在全国推广，但是进展比较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都反复强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研究市场化指数一定要关注的。
第二，小鲁的书讲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用了一些数字，这个数字有一组还需要更加慎重一点。公共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从书中看，政府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好像增加得很快，实际上这几年全社会总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得更快。改革初期的时候，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不到20%，2001年的时候突破30%，到2010年的时候突破60%，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70%。所以我们一直说要解决投资拉动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化，经济转型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比重在下降。2003年，中央政府的总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当时中央政府投资差不多2000多亿，全社会总投资是多少呢？5万多亿，占5%左右。这几年中央政府投资翻了一番，2018年5600多亿，但是社会总投资到了去年已经67万亿了，中央投资占比连1%都没有了。如果考虑中央审批项目投资占比，变化也很大。过去一年国家发改委要审几千个项目，占整个社会投资的20%以上；现在经过中央政府来审批的投资项目已经大大下降了，只有几十个重大项目，投资占比可能连5%都没有。这些变化还是要客观地分析认识。（作者曾为中国改革杂志副主编，现为本报编委、总编助理、国际评论及文化部主任）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