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增长动力问题，近来学界发表的意见较多，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所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未必谁是权威，他就一定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并确实能以此调动各方积极性。任何讨论和分析的结论，都应该很负责任。
在国际政经格局深度演变，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之时，北大在这个每年一度的研讨会上发布的《中国年度经济安全报告》，以及学者们围绕“寻求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和对策”主题展开的严肃和很负责任的研讨，都是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安全形势，深刻理解各种安全挑战，认清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次重要契机。作为一名关注国内外政经变化趋势的媒体人，笔者全程聆听了与会学者的发言，并向多位专家学者请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安全状况与未来走势有几点深切的感受。
继续下行与动力充足——当前变化趋势的明显特征
在研讨会结束时，坐在身边的一位朋友问我，听了发言后有什么感受？你们媒体人对经济有何看法？我不加思索地说“自然趋势很难阻止，动力充足复苏可期。”因为无论国资委研究院研究员胡迟博士指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显，这是一个趋势性的过程，而非一个周期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可能不要指望能再跳到7或者是8甚至是更高的增长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也显示了这一点；或是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所认为的按照10月份的数据，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很可能达不到6%。由此来看，今年经济增速达到6.2%非常困难；还是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对储蓄率、投资、技术进步率等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些观点都印证了这个判断。
从2018年开始，随着人口负增长，中国的需求也开始萎缩，出现了需求供给双萎缩的局面，2022年以后，中国将经历供给严重萎缩，而需求继续随着人口萎缩这样一个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大，但目前为止，政府手里还有大量的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十分充足。人民发财致富的愿望还非常强烈，这是经济发展最持久、最强劲的推动力，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政府接下来应该采取的是供给、需求双扩张的组合政策，是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政策环境，这样就可以逆转中国经济中长期的一些负面走势。他们的担忧都表明，全面危机时代日益临近，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和多变，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成为一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的趋势，政府需要通过一切有效措施，把推动经济发展最持久、最强劲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学者的发言和会议主题对“趋势”的忧虑，鲜明地显示出当前人们正在经历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在这个失序动荡的变局时代，各国都深切地感到不安和迷茫，因而有了贸易冲突，有了保护主义的不断行动，以至于有了越来越高的有形和无形的围墙。
降低风险与寻求对策——攸关安全的两大根本性问题
笔者认真研究了北大新的年度报告与几位学者发言内容的关系，发现它表达了研讨会主办方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认知与如何应对挑战的思考，是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安全大势的一条独特路径。
从议题设置来看，除了安排有“从统计局数据以及实际调研结果看经济可持续增长”等热点问题讨论，还专门关注“从人口角度看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的议题，设计了安全理念创新议题“增长的长期动力与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和边界”，还特别安排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已经到来”等议题。笔者认为这种议题设计深刻地体现了研讨会主办方的匠心独具和绝妙用意。仔细观察发现，这些议题都引起参会者浓厚兴趣。
风险与对策是影响经济发展与安全的两大根本因素，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体现于各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主张和实际行动。
北大年度报告提到的2019年中国经济多个方面的主要风险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汇率及货币危机风险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是目前对中国汇率及货币造成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旦中美关系走向负面，大概率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资本外流严重，从而引发货币危机。此外，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美联储加息预期尚存，以及中国公众预期不稳定，造成人民币汇率长期承压，从而可能出现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减少的局面，也会对汇率和外汇储备构成压力。
在房地产危机的风险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当前主要存在房价持续下跌风险和基建投资稳增长作用较小时，政策转向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加剧的风险。
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大隐患。
在失业率较大幅度上升的风险方面，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现实情况可能有一定的背离。
在企业债务风险方面，截至2017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3.6%，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国有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债务偿还压力和债务风险水平进一步加大。
在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与传统金融风险相比，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导致的后果更为严峻。除了涉及传统金融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之外，互联网金融还面临市场准入门槛低、高杠杆率、非法集资等风险。
而北大金融与产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冯科副教授提到的保证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安全边界的10个指标，则很令人深思和警觉：
第一，城市化率必须大于1%；第二，总和生育率现在被高估了1.6，但维持人口红利必须是2.1%；第三，CPI指数不能超过3.5%；第四，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能少于3万亿；第五，固定资产在4%到22%之间是合理的，超过22%是过热，低于4%是过冷；第六，GDP增长率保持6%，否则就有大量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就要有很大的维稳成本；第七，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水准必须稳定在7以内，不能突破；第八，社会融资总量不能低于8%，整个银行系统是288万亿的融资余额，信贷余额，至少保持90万亿的新增贷款才能维持信用；第九，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超过9%，才能使得企业维持信用；第十，房地产投资增速至少保持10%的安全边际，应该维系10%，不至于下滑太快。
在总体对策方面，北大年度报告建议：2019年，面对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政策组合，以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需求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
减少下行与增强动力——各国决策部门的共同祈愿
虽然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认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放缓以及货币政策放宽，全球经济增长将自2020年第一季度获得提振。但不少中国学者判断，从种种变化看，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下行可能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趋势性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成为中长期问题。随着美俄、美伊冲突加剧，甚至可能演化成地缘战，将给中国带来石油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高点，因此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暂未受显著影响，但随着中期视角下美国经济走势逐渐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会真正显现。从内部环境看，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新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而必然成为中长期问题。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自然走势判断，北大年度报告认为自然走势下的2019年GDP增速可能为5.0%-5.5%。并预计2019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18年会有所上升，约为2.2%，经济呈现“滞涨”局面。
“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综观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格局，各种相关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是否现有的统计数据比真实的状况要悲观？如果很多新经济的增长因素被加入统计，我们是否要重新认识当前经济？而对于经济增长中的新经济的风险，又应该如何加深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社会的每次大变局都是以科技创新变革为先声，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积聚远远超出以往的速度，加快了生产工具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为各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我们已经清晰的看到，未来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并且竞争都有相应的周期，从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再到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考虑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是否乐观，必须考虑到要有资本市场支持新一代技术研发，这应是决策部门寻找长期增长动力所应关切的最重要方面。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中国决策部门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似乎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
就全球环境而言，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各国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均有放松的趋势。当然，中国跟进的幅度相对较小，这其实与决策部门整套政策组合有关。当前适当的调整既合理也可预期，未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松动，而经济扩张还将会持续下去。
（作者为本报首席评论员）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