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笑天 北京报道
武汉已经封城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900万闭门不出的市民与3.8万援鄂医疗队员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由于担忧心理问题大面积出现，近期，浙江、上海、广东、吉林等各省市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中，多出了心理医生的身影。唐伟是一家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的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也是浙江省第三批奔赴武汉的医疗队的一员。在本次疫情中，以温州康宁医院集团为代表的头部民营医院，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唐伟的任务本是保障浙江省医疗队员与该医疗队所在的方舱医院患者的心理危机干预。然而，在他抵达武汉的近20天内，电话、微信24小时响个不停。“不管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不管是在方舱还是已经康复出舱，不管是不是本省的医护人员，只要电话打到我这里，我都必须接。”唐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其中，一个咨询电话让他久久难忘。咨询者先是小心翼翼询问唐伟，他是否是心理医生。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电话对面传来持续不断的哭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无力的，只能耐心等他哭完。”唐伟说。
据了解，这名咨询者的父亲因为新冠肺炎，在家中去世了。遗体随后被拉走，他再也见不到。这个电话只是武汉许许多多份悲伤中的一个小切口，这个咨询者也只是900万分之一。像唐伟一样的心理医生逐渐意识到，医患的心理危机干预需求究竟有多么急迫。
尤其是死亡患者家属的哀伤干预，不能仅限于线上，而是亟需面对面进行。唐伟指出，当死亡患者家属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创伤叠加之后，问题要比方舱里的患者还要大。如果处理不好，一部分人会转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另一部分人则会把情绪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或者对政府的不满，可能会出现过激的行为。
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PTSD有延迟性，一般在3-6个月后出现。“按照经验来讲，每当重大灾害过去以后，当地PTSD的患者就会增多，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处于高焦虑状态的患者找出来，通过心理干预，争取以后不让他们出现PTSD。”唐伟说。
以下为唐伟2月25日口述，《华夏时报》记者整理。
重点关注过激行为与自杀倾向
由于条件限制，我不能和上述父亲去世的咨询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疏导，我就告诉他一个“空椅子”技术。在自己的面前放张椅子，想象父亲坐在上面跟自己说话，再拿出来一些父亲比较喜欢的东西，进行简单的追祭。通过这种办法帮他处理一下哀伤。
这些情况我也和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进行了汇报。前几天，协会开通了两条热线，一条面向武汉，一条面向湖北，有100多名专业人士，重点面向这些死亡患者家属，进行哀伤干预。但是，线上我们能做的毕竟有限，线下的面对面干预亟待开展。
除了死亡患者家属，患者本身的心理问题也需要重视。我们所做的心理危机干预，最基本的就是不要让患者自杀、自残。也要让患者的心理素质在干预之后，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甚至更高。
患者的心理会经历4个阶段，麻木期、愤怒期、接受期、恢复期。愤怒期是我们心理医生关注的重点。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出现过激行为。我接触过一些这类的咨询者：他们砸烂东西、打人，最常见的是言语中流露出的自杀倾向，比如“在家待着快憋疯了”“在家待着还不如死了”“我要是发展成重症，可能也没有床位，不如死掉算了”……
当患者流露出这些想法，我们就要小心防范。有自杀倾向的患者非常考验心理医生的素质和能力，比如评估的能力、语言组织的能力、谈话的能力等等，也是我们耗费时间精力最多的。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长达3小时的咨询电话，咨询者说“目前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按照正常线上心理危机干预的规范化程序，每人平均的咨询时间是30-45分钟，这个咨询者远远超出这个时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就不敢挂断电话，因为只有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安全的。
针对这种有自杀倾向或者过激行为的患者，我们会留下他的电话，加上他的微信，每一天回访一次，特别的小心。
其实，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以后，中国就开始建立国家级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这种长效机制。到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基本上大的框架已经有了。
按照程序，当我们接到撤离命令之后，会把咨询中筛选出来的这些“重点关注”患者移交、对接给当地的相关部门。对这部分群体的心理疏导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开而半途而废，肯定会继续下去。
谨防方舱内患者负面情绪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的行为往往会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方舱医院这种动辄1000多张床位的大空间，哪怕你大声说几句话，至少也有二三十个人可以听到。当有患者的家人去世，他在这里哭泣，就会导致身边的人抑郁、焦虑，甚至恐惧的增加。
所以每次我都会问咨询者，有没有其他人在你身边，或者什么人在你身边，一是我们要评估他的行为有没有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二是我们需要找到他身边的力量与资源来一起帮助他。
关于怎样调动方舱内的积极情绪，最近有很多报道，说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带着患者一起跳广场舞，我认为这虽然不属于正规的心理治疗，但确实是心理康复的一部分。对患者提高正能量，增加免疫力可能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种做法需要有度，不能因为媒体宣传，就所有方舱全跳起来了。因为新冠肺炎主要是肺部的疾病，如果过度运动，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口罩不严导致飞沫出来，或者血氧饱和度降低、喘不上气。所以要分年龄、分轻重症开展。其实做一些瑜伽、太极、冥想这些柔和的动作会更好。
如果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心理医生可能会把方舱内不同的人群，比如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特征划分开来。但目前显然行不通，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小的措施，来保障舱内患者的情绪稳定。
在我们最先到的一个方舱，我们开通了广播，讲一讲心理知识；通过医护人员分发一些小纸条，上面写着励志的话；还发掘了正能量的患者群体，如果他们康复了更好，可以去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抗疫的故事，通过找到患者内部的正能量，激励他们。
后来我们离开了这个方舱，那里的人们还和我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说“你们做的这些都很好，你们走了我们很想念”。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措施在一个个方舱里推开。
隔离患者普遍因家中情况焦虑
就这几天患者的咨询情况来看，引起他们恐惧、焦虑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一家人先后确诊，被分隔在不同的方舱；二是自己在外隔离，家中老人小孩无人照料。
针对前一个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一家人调到一起，这肯定是好的，相互有支持。但目前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疫情与地震或洪水这些灾害不同，不能让传染源流动。把一个人从一个方舱转移到另一个方舱，还牵涉到路上的运输、床位、药物等复杂问题，在武汉还没有这种调动的先例。
我们会和这些焦虑的患者解释，方舱医院是一步一步建立的，患者的发病也有先后，就像我们坐火车，一个车厢坐满了，再往下个车厢坐，所以你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你们住在方舱比住在家里更安全，遇到任何问题，医生护士都能够随时看到。给他们吃个定心丸。
之后，我们会让患者给家人打电话、发微信甚至视频，相互沟通一下，也会让他们更加安心。
针对第二个问题，心理医生能做的确实很有限，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们只能让他们联系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患者，最近这几天机制已经渐渐完善，只要你联系到社区，就会有人去帮你解决家中的问题。我们这么说之后，有的患者照做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就给了他们很好的反馈。如果工作人员能把事情做完之后，比如把蔬菜送到之后，再拍个视频、照片发过来，就会更有效果。
其实，不仅患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同样如此。
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布的论文显示，武汉和湖北的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1716名确诊病例）。
这个感染率报出来之后，相当于在武汉医护人员的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他们恐惧、焦虑的心理就增加了。此外，还有很多医护人员在咨询中担忧，没有明确的撤离时间，会不会因为在武汉待的时间太长，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适应不了医院的节奏。
2月2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护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就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提出十方面措施。如果当地政府、医院能够得到很好地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我们也为医护人员排遣压力提供了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比如冲热水澡，一天冲两次，每次20分钟左右，冲的时候脑子什么都不想，只是感受水流过身体，这也叫自我觉察。在封闭环境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每天都会这么做。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