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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斯蒂格利茨 2020-6-10 1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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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术的发展方式让许多“工人”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而它们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决定的。即使在2018年经济周期出现转折的期间,大多数企业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无法恢复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现在的财富不平等问题比2008年前严重得多,而随着2017年税收法案的出台,再加上美国政府对放松管制的狂热追求,美国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不确定。

以老布什和克林顿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曾经承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繁荣。现在,这些承诺已经被美国民众看作政客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也难怪美国人对精英及“体制”的幻灭感会增强。

如果把人们的失望情绪与市场营销、行为经济学的进步结合起来看就能明白,为什么近一半的美国人都被特朗普的欺骗性营销蒙骗了。当美国人对精英政治失望至极时,政治操纵就浮出了水面。

美国并非一夜之间陷入当下的危险境地。有人警告说,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的情况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拿来误导大众。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挑战将是何种形式,但风险确实存在,而美国最终却选择无视这些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目前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所代表的意义。

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美国人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美国人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

美国的政治“出错了”。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何等容易地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幻灭——大部分民众认为这一制度是被操纵的。

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美国告诉人们,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

逐渐恶化扭曲的价值观带来了扭曲的经济和政治。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加自私的社会,就像经济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样,人们本就是自私的,但这种形象并不是美国民众理想中的那个更好的自己。美国人被错误的模型引导,最终变得与模型本身毫无二致。美国人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不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从利他主义逐渐变成利己主义,而最初的道德准则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是为宗教领袖和星期日的祷告保留的。金融机构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道德败坏已经成为金融的标志。现在美国选出了一位总统,他本人就是这种新的反道德规范的典范。

美国人不理解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最高理想的基础——科学、理性探索和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机构和基于民主进程的法治体制。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现在正被原始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取代,后者所提出的“让美国恢复繁荣”的承诺更难以实现。对一位经济学家来说,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很容易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并不充分。这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至少他们可以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性的讨论,确定论点和经验假设中是否存在真理。然而,反对特朗普的观点就不太容易了,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理论的基本思想(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还不成熟。尽管在美国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拥护市场经济的优点(甚至包括美国的寻租政策),但在国际贸易方面,他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不相信不受约束的竞争性市场,只相信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受管制的贸易,回归了重商主义思想。

回顾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险事件可以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希望和灵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美国的经济在以前也曾经被肆无忌惮的市场势力所扭曲,但美国最终都遏制了这些弊端,并重新回到正轨。

据说,安德鲁·杰克逊在谈到最高法院的一项他不赞成的裁决时曾经说:“既然约翰·马歇尔(第四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让他来执行吧!”杰克逊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只有总统能执行法律,因为总统的政府控制着所有负责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没有执行法律能力。在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共和国的美国,杰克逊作为领导力量主持了美国的一次“大分裂”时期。

在共和国的进程中,美国的体制得到了改进和重组。杰克逊那灾难性的“分赃制度”最终导致了专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这也不是政客第一次试图利用权力获得政治优势了。在南北战争之后,战后重建和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导致了更多的持续性危机和社会不公正,这些危机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难以处理和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言。当时的问题不只是种族偏见,持续剥削他人的经济体系才是更严重的灾难所在。特朗普煽动民众的偏见,试图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愤怒指向移民,这与美国以前的情况十分相似。

这些试图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与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是相互呼应的。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社会不平等、市场势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后来,包括旨在确保竞争的法律在内的进步立法将美国从悬崖上拉了回来。1920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再次登上了新的高峰,“罗斯福新政”社会和经济立法为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美国人受益于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所提供的经济保障,通过立法遏制金融部门,赋予劳工运动新的生机,重新平衡了经济权力。

我在本书中提供了一项新的改革议程,或许可以称之为进步议程,它的核心是宪法序言的一部分,即提高公共福利。公共福利不是只有1%的人享受的福利,而是属于所有人的福利。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纲领,我相信这个纲领可以作为新一届民主党的共识。它表明了民主党必须团结一致,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及其主张,也是为了支持我在之前简要描述的美式价值观。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在哪里,我们可以去哪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本文摘编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新著《美国真相》,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