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一种未来，都需要一个真正的引爆点。而未来的引爆点，就是这样一个个“思想之问”。《那些比答案更重要的好问题》，用14个大问题开启了一场思想者的探索之旅，14位国内顶级科学家、思想家、趋势专家，带读者一起走进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借口、认知科学等领域，共同探索思想的边界，亲临未来的14种可能。
李井奎
经济学是一门认知与决策的行为科学。从经济思想史的宏大视野来看，我认为经济学需要解释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三个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之问，它们是自经济学产生之时就一直被追问的大问题，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还不能很好地予以回答，或者几乎还不能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商业社会是如何兴起的？
在1800年以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处于生活资料极端匮乏的状态。安格斯•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历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表明，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间，人类社会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也就是说，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当中。
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指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一旦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人生活在死亡线以下，只能以某种方式把他们消灭掉。这是一种极为悲惨的人类处境。所以，经济学被那个时代伟大的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送了一个绰号：一门令人感到忧郁或者沉闷的科学。
但是到了1800年以后，人类社会突然发生了一场飞跃，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然后在19世纪开始向欧洲和美洲扩散，20世纪又开始向亚洲等其他大洲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业社会突然兴起，令人猝不及防。
为什么工业革命突然在英国产生？为什么商业社会兴起于西方？这是经济学中的大问题。然而，用耶鲁大学经济史名家乔尔•莫基尔的话说，对于这场革命的细节，经济史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几乎对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数百年都做了详尽的研究，但上述两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现在，以乔尔•莫基尔、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和格里高利•克拉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开始用人类认知的跃迁来解释这一宏伟的历史巨变发生的原因。是否能够令人信服，我们拭目以待，但这足以说明认知框架可以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解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会不断增长？
200年来，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几乎保持着1.8%的增长率不断向前发展。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增长率？为什么不是更高或更低的数字？这背后的原动力到底在哪里？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当人口增长率恒定时，物质资本的积累就成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储蓄率和投资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定更高。但第一代模型假设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是外部生产要素给定的。而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第二代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也即劳动生产率变成了内部生产要素，认为技术是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所做的著名的殖民地经济增长研究，将白人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证实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对于市场的最终动力所在，学界依然难以达成共识。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为什么会波动？
这个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周期的问题，但对它进行研究的不只有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马克思也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马克思不仅颠覆性地率先开始了对经济波动问题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市场动力机制，对前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有深刻的洞察。
从19世纪开始，关于经济波动的成因，分别有货币周期说、投资过度说、创新周期说等观点，不一而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在2008年8月宣称“宏观经济学状态甚佳”，而且“有关经济波动和方法论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的局面已经出现”，随后金融危机就如同海啸一般来临——现在想想还觉得很有讽刺意味。而按照凯恩斯的看法，离开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宏观经济学是无可索解的，经济波动更是如此。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类认知框架的根本思考，就像著名经济史学家唐纳德•麦克洛斯基对经济史的重新解释：过去人们认为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也许都不是原因，而是这场革命的结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产权保护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
然而，如果产权保护是西方世界之果，真正的原因或许如麦克洛斯基的断言：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离开对人类认知框架变化的理解，离开人类决策背后的心理因素，上述三个大问题恐怕都不容易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内容摘编自《那些比答案更重要的好问题》，全文有删节，李井奎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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