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需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塌方式下滑，据IMF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有可能萎缩3%，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同时，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形势也面临整体欠佳且区域差异持续存在的难题。
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根据疫情的影响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央提出了双循环的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扩大内需必须要统筹国内区域发展，从区域层面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挖掘经济增长潜能，保证经济平稳运行。”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副书记、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表示。
区域经济仍存在不均衡问题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性战略的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渐增强，然而各大区域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比如近期备受关注的南北分化进一步加剧问题。数据显示，2004～2019年，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等指标出现一定回落，而南方地区则保持着平稳较好的发展态势，南北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差距在逐步扩大，经济增速在近几年也出现较大的差距，其中2013年为转折点。虽然2019年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南方GDP增速仍高于北方1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北方的经济总量大致相当于南方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呈现出东重西轻的格局，还呈现了南重北轻的格局。”张可云表示。
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呈现偏向东南沿海的特征，尤其是广东、江苏和山东在经济总量占比上有明显的优势。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在2014和2019年占全国实际GDP的比重达到10%左右。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过程，但是部分区域还在工业化的前期，沿海地区则已经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开始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以新引擎代替旧动能。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城市将外部冲击和内部扰动视为机遇，抓住机会借势完成产业升级，转换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有的城市一蹶不振，身陷经济发展困局，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增长较为滞后。
比如，一出现经济周期，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当其冲，应对冲击较为脆弱；东北以及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局部地区，比如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部的宁夏，东部的天津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塌陷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地区强势崛起，重庆崛起的态势已经跟北京、天津、上海、广深处于同一水平。
再张可云看来，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创新的活力不断增强。也因此，落后地区的创新能力比较有限，更多依靠基建拉动复苏，因此，高负债并没有带来高增长。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空间网络迅猛发展，使得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当技术创新成为了城市群主要的增长动力之时，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呈现了缩小的态势。
此外，当前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优势增长极、新型增长极和老化增长极同时存在。比如，东北不仅仅有老化增长极，也有新兴增长极和优势增长极，因此，区域政策精准化应该像精准扶贫一样。
张可云建议，区域增长极重构，应该保证合理分工优化，完善空间治理；认清新形势、谋划新思路；构建新机制，落实新举措。
“内循环的核心是补短板”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深刻而多变的复杂环境。在外部冲击和内部扰动的双重夹击下，经济下行压力逐步显现，凸显出过去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早在2012年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CMF联席主席毛振华看来，内循环的核心是补短板，尤其是供应链的短板。
“所谓内循环，就是以国内资源为背景，达成一个经济的安全运行体系，其核心就是补短板。一些原本必须依靠外部供应的资源，通过补短板完成一定的自给。”毛振华表示。
同时，要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长效机制，包括节约社会资本、节约政府开支以及公共资源节约的问题。事实上，拉动消费跟节约之间不是矛盾，而是通过调结构来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
比如石油，中国八成要靠进口，依据底线思维，防止在运输线上出现问题导致被动，就要有替代。政策方面，我们要节约汽油，包括推动公共交通，普及地铁，推行新能源汽车等。
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我国的消费需求还很有限，短期内也很难大幅度提高。现在我国仍在走2008年的路，要扩大投资需求。“十四五”计划的“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就是其中一环，通过新基建扩大投资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打基础。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新冠疫情引发了新的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的转变和调整会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异常激烈，特别是中美之间，本来在疫情中应该走向合作，但是现在对抗性反而进一步加剧。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大选中表示，要彻底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其中包括：从中国带回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为从中国带回工作岗位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对将制造业务带回美国的基础产业（制药和机器人行业）实行100%的费用减免；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公司不会获得联邦合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文玲表示。
在陈文玲看来，这样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在某种层面上的重构，不仅会使美国企业面临着新的压力，在美的中国企业也会遇到空前的压力，甚至涉及到我国的创新。
“中国是主张经济全球化，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的博弈会使中国经济和未来的区域格局发生很大的影响。不过，中国新的战略组合和战略布局也会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发生很多重大、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一轮区域的战略布局，既是区域战略布局，也是我国区域的开放布局，都将对我国的的区域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陈文玲表示。
在她看来，未来的区域可能改变大流通的格局。“未来，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还有原来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采购贸易，这些贸易会使中国将来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成为世界交易密集的大市场和载体，并在流通环节或者流通竞争力上形成我们国家更大的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商品、资本、人才、数据在中国加速流通，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和世界的贸易中心。因此，我们的区域布局至关重要，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经济的地位、作用、影响力。”陈文玲表示。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