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凤娇 徐芸茜 北京报道
2020年可谓数据要素元年，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纷纷发布数据战略，以数据市场建设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先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坚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在数据治理方面，深圳特区也是先行者。
10月21日，在由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粤港澳数据要素产业化联盟、深圳市数据要素产业化专委会、传媒区块链产业智库等联合举办的“数据新要素系列活动第二期”——“落实中央精神，深圳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专题研讨会”上，专家认为深圳肩负数据时代先行者的重任，同时也将开启新一轮高速发展的数字化周期。
“深圳经济特区正迎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李纪珍表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数据这一关键资源。深圳应首先抓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红利，加速培育数据新要素市场，探索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新模式。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暨“新石油”，一个国家数据经济的产业实力、市场规模、治理水平、开放程度，将决定其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未来“得数据者赢天下”。清华x-lab数权经济实验室主任钟宏建议，深圳数据产权制度先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设立数据交易所，开启数据要素万亿市场。
数据治理体系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202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明确地支持深圳在智能经济、智能政府、智能治理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院院长、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认为，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ICT技术（可以概括为智能化技术）正在改变世界发展模式，支撑智能分析的可用数据的生产、流通或分享的制度成为智能化实现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方面全球均在探索，还未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如果深圳率先在数据社会化和市场化利用方面能够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就创制出智能化发展中国经验，就能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圳如何才能不辱使命。”高富平说。
当前，全球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历史变革期。近年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加速向生产要素形态演进，数据有了新的历史使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应用形成了新的生产力。
“新的生产力变革必将引发生产关系变革，数据治理体系则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王闯表示，深圳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关键是解决数据资源运营和数据流通两个核心问题。
数据治理与数据流通是一体之两翼。数据治理与数据流通概念上存在很大的重合，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视角。数据治理是数据流通的基础，主要从政治视角、治理视角和内部视角来看；数据流通是数据治理的动力，主要从经济视角、价值视角和外部视角来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构建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机制方面，王闯建议，要明权责、强平台、构生态。
“数据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难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系教授、全球价值链与票据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朱晓武建议，我国的数据治理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共事业的数据需求应该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应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随着数据权益资产化逐步施行，数据权益资产化的监管必将随之改进，会诞生新的监管形式和监管技术，最终达到公众、政府、商业、监管多方均衡，实现数据治理的帕累托最优。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和数据交易市场，要探索数据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据贸易。
对此，钟宏同样认为，深圳应构建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新型数据治理”体系，以“科技监管”为核心理念，基于“监管沙盒”工具建立数据要素基础性制度“试验田”。围绕组织架构与职责、管理制度与流程、科技创新与研发、产业政策与监管等方向，动态输出数据要素政策，不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粤港澳跨境数据流通，探索建立全球数据融通机制。
数据流通并非没有解决方案
建立新的数据治理机制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数据的流通。
深圳市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关键是解决数据资源运营和数据流通两个核心问题。在打造数据流通机制方面，王闯认为，一是设立数据流通特区。通过引入同态加密、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可信、透明、可追溯的数据流通方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组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试点工作。二是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数据海关等模式，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区为跳板，在确保我数据主权基础上，实现境内外数据双向流动和跨境贸易，探索建立透明、开放、可操作的监管体系。三是以我为主打造全球数据流通圈。
事实上，在进入万物互联的泛在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每个企业基础设施，数字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个企业都生产和拥有自己的数据。
“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每个企业首先要实施数据驱动战略。这要求企业要将各个部门、条线、各个层次的数据按照单一源头、统一标准实施数据治理，形成一个组织可用的数据资源，建立集中的数据资源中心和智能分析工具，真正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提升智能分析和智能决策在组织运行和决策中应用，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和竞争力。”高富平认为，在这环节上不太需要额外的法律支撑，它主要是商业问题，企业是否有数据化转型的意识，并愿意投入实现数据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对此，高富平认为，要区分数据资源和信息资源，进行数据资源化利用，要实施数据资产管理战略；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是关键，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不仅仅是让每个企业用好自有数据，更重要的是要让数据成社会化利用的资源；市场化是数据资源社会化配置的关键，但不是唯一方式。
虽然目前数据流通共享存在一些待解的难题，但是在高富平看来，“数据流通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去标识数据需要配合以监督管理，使去标识数据的利用仍然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基本规范，使去标识数据的流通利用的“风险可控制，责任可追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实现数据的社会化分析利用，支撑科学研究、社会治理、商业决策、政府治理，实现智能经济、智能治理和智能政府。”他说。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