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在经历过疫情的洗礼后，中国经济已经率先走出阴霾。但随之而来的，仍是重重疑问：当前经济复苏面临怎样的问题？下一步的趋势如何？2021年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当前超常规政策何时怎样退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到底如何从“十三五”向“十四五”进行全面转换？
11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2021）”上，多位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看来，我国面临的环境从外部看，受到某些西方国家采取战略性、全方位的阻碍、干扰，甚至是打压，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从内部来看，我国GDP总量去年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迈上100美元的新台阶，但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不高等问题。
因此，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的报告则显示，预计四季度GDP增速达到5.9%，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为2.3%。由于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基数因素，预计2021年各类宏观参数将全面反弹，全年GDP增速有望达到8.1%，并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从一季度11.4%的增速降至四季度的5.4%。
“不能把2020年和2021年割裂来看，2020年很多经济运行的逻辑，将在2021年出现不对称的表现。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于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2021年中国经济将出现8%左右的高增长，会出现同比增长很好，但实际运行依然艰难的局面。”刘元春表示。
构建双循环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经济走过跌宕起伏的一年。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挫6.8%，随着疫情防控显效以及全域范围复工复产工作的推进，前期积压的需求在逐步释放，加之超常规的疫情对冲政策的出台，二季度我国经济恢复到3.2%的增长，三季度经济增速走高至4.9%，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继续回升。
“今年很重要的故事就是V型反转。”刘元春表示。V型反转中，工业增速从2月份的-13.5%提升到10月的6.9%；服务业指数从-13%提升到7.4%；固定资产从-24.5%提升到1.8%；消费品从-20.5%提升到4.3%；出口从-15.57%提升到7.6%。这种V型反转是今年世界经济中的一抹亮色。
在刘元春看来，当前，工业已经恢复常态；高技术产业韧性十足，增加值和投资双双逆势增长；外资外贸预期超预期增长；投资消费持续恢复，内需增长动力有所增强；就业提前三个月完成全年目标；财政和基金收入出现明显反转；金融市场整体稳定；地产市场整体出现温和调整，但是投资一马当先。
尤值一提的是，得益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以及稳定可靠的供应链产业链，我国工业部门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防疫和宅经济物资，也承接了部分海外转移过来的订单生产需求，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历次出现超预期的反转，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整体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不过，在CMF课题组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2020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或仍将延续到2021年。
比如，外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可能冲击国际、国内双循环；总需求持续疲软，实际利率上扬，通胀率有所下降，债务通缩风险可能会上扬；结构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层面的短板效应可能会显化；失业率上扬风险依然较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受到的冲击可能滞后显现；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活跃程度不够；债务高启，利率回升，金融问题可能显化；此外，战略转换、政策退出也可能带来系列摩擦和新风险。
不过，在刘伟看来，2021年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诸如扩内需、要素市场化改革、“卡脖子”项目攻关等有望进一步推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可能更为扎实。
按照预测，四季度经济增长5.9%，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2.3%，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我国增长速度或在8.1%左右，一季度或达到12%以上，四季度可能会跌破6%，呈现“前低后高”的状态。
超常规政策逐步退出
在刘元春看来，当前经济复苏远未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的特征，这决定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但政策的边际调整必须启动。
事实上，为了对冲疫情负面影响，2020年宏观政策给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最显著的莫过于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赤字率3.6%以上，赤字规模3.76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万亿元；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较上年增加1.6万亿元。
CMF课题组认为，明年的宏观政策要以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显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到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同时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快速上升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转变。
“赤字率要进行明显下滑，同时考虑到明年GDP名义增长幅度或达到8.9%，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可能达到9%左右，因此，明年财政实际支出规模可以达到23万亿左右，比2020年支出规模依然要高1.5%。我们认为这种财政还是具有可支撑性的。”刘元春表示。
同时，他认为，特别国债要取消，专项债的规模要下调；对于特殊行业、特殊主体要制定新一轮的退坡计划和政策；对于地区财政的困难程度要有新一轮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化；重点配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调整。加强科技创新攻关，对国内大循环、关键产业链进行再布局调整，积极对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
“货币政策虽然在三季度已经做出边际调整，但是今年经济实际增速可能在2.3%，前三季度M2增长了10.9%，社会融资存量增速达到13.5%，这仍然是个超常规的数量政策。2021年需要有所调整。”刘云春指出。
此外，要高度重视当前高债务率与高实际利率组合带来的多难问题。CMF课题组表示，2020年底宏观杠杆率预计达到286%，较去年提高32.2个百分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尚未摆脱疫情影响，各类微观主体绩效还在恢复中。随着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违约风险的集中暴露。这需要有前瞻性的应对举措，要防止实体经济持续低迷条件下资金的脱实向虚带来的泡沫化问题，防止政策退出和债务调整之间的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叠加、风险释放和风险制造的问题。
金融信贷政策的退出要保持相对平缓的节奏，加强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
要高度重视经济复苏退出时的风险政策。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要抓住疫情期间中国率先复苏的窗口期，大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新发展格局。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