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单美琪 孟俊莲 北京报道
“随着风险的暴露，投资者的策略也在转变，从产能过剩行业转到非产能过剩行业，从民营企业转到国有企业，从低级别企业到高级别企业。”近日，由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21年信用风险年会在京举行，中证鹏元资深研究员史晓姗分析了2020年的违约和处置新特征。
“部分大型集团型企业、弱资国企或因为债务负担过重、国企改革而进入重整，近期也是这个趋势。”史晓姗进一步指出，“随着制度完善，未来，破产会是一种常态化的退出方式。”
高级别违约主体明显增加
“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个转折之年，充满了不确定性，第二波疫情正在欧美肆虐，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仍在上演。”中证鹏元总裁李勇在上述年会上表示，“全球在不断推高杠杆、货币宽松，全面经济恢复还很漫长。”
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也有一些新变化。李勇指出，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净融资规模都有很高的增长。在信用风险方面与往年也有很大的不同，主体违约率较去年同期还是有所下降，但高级别违约主体明显增加。
展望明年，违约仍将继续，但会发生分化，信用风险正在经历暴露、化解和出清的过程。信用评级机构需要及时调整评级方法和模型，评级理念应该更多的放到报表和发行人自身素质上来。
中证鹏元资深研究员史晓姗亦在该会上指出，随着风险的暴露，投资者的策略也在转变，从产能过剩行业转到非产能过剩行业，从民营企业转到国有企业，从低级别企业到高级别企业。而投资者的策略，又会影响债券发行人的融资，导致债券市场的“马太效应”。随着行业、区域黑名单的出现，投资者的风险无形中被聚集在小范围的投资品种，最后导致违约时的负面影响较大，进而影响融资环境，形成负向闭环。
对于2020年的违约，史晓姗认为主要呈现四个特征。第一，高级别违约主体明显增加，并且呈现集团化违约趋势。子强母弱、财务独立性不高，在今年违约中较为突出。例如，华晨集团、北大方正，业务集中在子公司，母公司主要承担融资功能。盲目业务多元化，而忽略主营业务，也可能降低偿债能力，比如三盛宏业。
从地域看，今年违约主体扩大到天津、吉林、辽宁等地方债务压力较高的地区，且以地方国有企业为主，例如，天房集团、盛京能源。这些弱资国企有两个特征，一是盈利能力较弱，比如，盛京能源，2018年以来一直亏损。其次是资产负债规模大，现金流紧张，比如，华晨集团、永煤控股。
从行业看，今年周期性行业违约主体减少，而交通运输、房地产、公用事业、汽车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违约数量占比较高。其中，房地产行业，风险由小房企扩大到大型房企，例如，泰禾集团、福晟集团。在三道红线政策下，须关注这些具有“高杠杆、慢周转”特征的企业。
境内外债券市场违约联动效应明显加强。受疫情全球化发展影响，美元债市场产生波动，而美元债多含有交叉保护条款，进而导致境内外风险出现高度重合。例如，泰禾、天房、宜华等均出现了美元债违约。
破产会是一种常态化的退出方式
随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公告债券违约案例不断增多。截至2020年11月18日，2020年信用债市场新增首次违约发行人23家，违约债券只数160只，违约本息达到1221亿元，相较去年同期违约率并未显著抬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1月26日，央行官网披露了《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到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
在违约债券处置方面，史晓姗指出，2020年以来，延期兑付和破产重整情况有所增加。截至11月末，2020年已有32只债券公告延期兑付，新增12家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全市场的累计违约回收率不足10%，从已有开始偿付的企业看，自主协商多采用“展期+现金兑付/部分债转股”的形式，回收差异度高。
其中，国有企业回收时间相对较短，主要是政府支持和舆论压力。但从今年违约的国有企业看，兑付能力和积极性有所弱化。相对于自主协商，破产重整的企业数量较少，但呈现快速增长。从公开数据看，普通债权的现金清偿率差异度也很大，小额债权人100%清偿，而大额债权人的兑付比例在4%-60%之间，同时结合债转股和留债方式。
史晓姗也谈到踩雷后如何处理的问题，她认为当企业有一定可变资产、竞争性业务时，适合自主协商。尤其是周期性行业里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随着行业复苏，将恢复盈利能力。此外，部分大型集团型企业、弱资国企或因为债务负担过重、国企改革而进入重整，近期也是这个趋势。随着制度完善，未来破产会是一种常态化的退出方式。
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债券市场的违约成本将提高，同时风险债券交易平台的建立为风险再次分配提供了场所。随着信息披露要求的提升、中介机构职责不断强化，投资者权利的保障将有所提升。只有留住投资者，债券市场才有向前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