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暴发以及在全球的蔓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得益于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逆周期稳增长的政策，去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大幅下滑趋势，并在年末的答卷中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国家。
不过，疫情之下的逆势增长，并不意味着就能从此高枕无忧。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闫衍表示，新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近期国内疫情在多地零星暴发，全球疫情短期内难以消除，全球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压力，大国的博弈和逆全球化风险也将导致全球复苏不均衡。
从IMF预测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从世界银行角度来看，最新的2021年1月份预测的数据，全球经济增长4.0%，相比去年6月预测的4.2%，也出现了放缓的趋势。
“从总量上看，由于去年的基数比较低，今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但微观主体困难和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这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背离的这种现象在今年会更趋突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
挑战仍在
“去年面临三重压力，一是疫情的严重冲击；二是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三是美国遏制打压全面升级。在这三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单，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全年增长2.3%，超出预期。”王一鸣表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疫后中国经济大幅反弹，从GDP增长来看，四季度大幅反弹到6.5%，高于2019年同期6.0%的增长速度；主要的生产数据、需求数据明显在四季度和12月份有了修复和反弹，进口和出口有了超预期增长；CPI和PPI在调控范围之内；M2和社融增长速度在过去四个季度都有比较快速的增长。
不过，王一鸣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
在闫衍看来，2021年或存在宏观数据高景气与微观主体困境背离的问题。随着主要出口国家内部生产恢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有所弱化。尽管全球需求恢复，对我国的出口会带来一定的支撑，但超预期的增长趋势可能会放缓。因此，我国可能面临未来出口的不确定性。
从主要数据来看，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均快速增长，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趋于保守，企业的投资动力不足。因此，储蓄变化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未来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尽管保持了上涨的趋势，但和名义GDP增长比较来看，仍然比较弱。在就业压力增长的背景下，收入的增长相对也是比较小的。
从工业生产利润增长来看，目前工业生产利润运行仍然处于低位，在疫情得到有控制以后，工业生产的利润增长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修复，但目前还处于低位。
债务方面，闫衍警告，应注意控制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规模相对比较大的，需要重点关注。
“过去多轮信用扩张，尤其去年第四轮信用扩张以后，我们的信用风险仍然处于高位，疫情冲击下宏观杠杆率进一步攀升，使我们面临的债务压力和债务风险可能比较突出。从中国债务总量来看，目前我们的债务总量居于全球前列，总体杠杆率仍然比较高，中国的债务大概占到新兴市场国家所有债务总量的63%。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债务占全球债务的比例大概是20%左右。中国的债务总量和我们所面临的债务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闫衍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CMF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供需结构失衡。疫情冲击以来，供给一直快于需求，供需之间的矛盾在未来仍会存在。
同时，不同所有制投资恢复程度不同，国有投资小幅要好于居民、民间投资，这种趋势尽管有所减弱，但随着疫情的影响，此种不均衡态势还会保持。
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2021年在宽货币、宽信用政策支撑下，金融业发展有比较明显的抬升，而实体经济增长受影响冲击明显
，因此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的不平衡在未来仍将存在。
此外，不同规模企业在经营业绩改善角度来看也存在失衡的情况，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要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中国经济在修复过程中仍然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改革正当时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看来，当前我国正面临美国新政府调整政策的窗口期,应利用好错峰发展的时间窗口，应对全球变局。
从经济增长动能来看，新动能逆势增长，我国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望继续成为推动新动能发展的基础。目前，高科技产业逆势增长并将持续把产业链转向国内，以及资本市场改革的推进，都有助于未来新动能的增长。
“利用这样的错峰发展机会，一方面要全面地塑造自由贸易的国家形象，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改革措施的落地；另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经贸往来和区域合作，包括目前已经签署的RECP和中欧投资协定。”闫衍表示。
同时，要保持宏观操作的连续性、可持续性和调整弹性，还要关注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王一鸣表示。比如，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要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王一鸣表示。
王一鸣建议，随着经济的恢复，要推进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