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春秋时期，穷学生苏秦出去找工作，外资内资都不获聘用。回了家苏嫂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后来，苏秦发迹，佩六国相印回老家又见到嫂子，苏嫂蛇行匍伏，诚惶诚恐。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苏嫂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这个故事的主题很励志，告诉我们男儿当自强。不过我更喜欢苏嫂，她不装，诚实可爱。苏嫂是中国最早见于正史的风险投资者之一，在苏秦成功后，我想她之前不情不愿的投资会获得超乎想象的回报。
对财富的渴求不一定是人的天性，但一定是企业的天性。企业有利润义务和社会义务，但前者是天性般的冲动，后者是机制约束或激励的结果。如果企业非要把逐利的固有欲望掩藏起来，正儿八经要扮演一个社会导师，就不那么可爱了。
最近谷歌使小性儿，不惜一副壮士断腕也要还原互联网的开放性的身姿，调门非常高亢。架式刚摆好，就在华盛顿政治圈赢得一片掌声，媒体称颂“自由的谷歌”，国务卿希拉里与国会领袖佩洛西都出来护场子。一帮人都是一副“吾爱市场，但吾更爱真理”的打扮。这下弄得不少看客激动了，有的跟着起哄说雅虎也要退出，有的认认真真地讨论互联网自由边界，热闹得真有点像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
我们也认真一回。
谷歌在中国使性子前，半年内在中国道了两次歉。去年6月，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对“谷歌中国”网站公开进行强烈谴责，要求其对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进行彻底清理。事后谷歌道歉。今年1月在文著协的坚持之下，谷歌再次被迫就擅自发表中国数百位作者的数千部作品道歉，称谷歌数字图书馆与中国作家的沟通“做得不够好”。随后，谷歌官方博客就发表声明称：“不希望继续对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如果不能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谷歌将不得不关闭谷歌中国，甚至是谷歌中国办事处。”
表面看，谷歌争的是“主义”不是利润，好像是沙龙里的学术讨论。这个姿态赢得了美国的一片叫好。但实际上，谁都可以看出这与谷歌半年来的两次受挫有关。如果没有两次被谴责，我们都替谷歌找不到退出的理由。更关键的是，谷歌不仅是在中国“受了委屈”，在其他国家甚至母国，“委屈”受得更大——在德国，谷歌面临三宗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违反竞争法；2009年，谷歌在欧美的多起商标侵权诉讼案中处于不利地位；2008年，谷歌才与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著作权人1.25亿美元，赔偿每本扫描图书60美元，权利人还可以选择删除或者继续保留其图书；2006年，谷歌因为公民隐私、对网站排序方式等被控。因为这些诉讼，谷歌每年都得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诉讼费。
问题来了。在官司缠身的欧美等地，从没有听说过谷歌与当地政府搞什么谈判，摆什么退出架式。一切都照游戏规则玩，该和解和解，该协商协商。怎么到了中国地界，碰的是类似的麻烦，还没扯上官司，就如此娇气，如此焦躁？
凤凰的阮次山先生说，谷歌是使了一招邪招做广告，价值何止数十亿美金。实际上，通常的广告模式已经不适用于谷歌，谷歌不需要这样极端的广告形式——除非高管们想当议员从政。事情的实质是，谷歌习惯了在中国撒娇，如同它在其他地方习惯了按规矩办事。
30年来，进入中国的外企，习惯了与经营型的各级政府打交道，习惯了各级政府的鲜花笑脸，习惯了扮演领先者。这种习惯攒多了，就会变成了习气。一旦哪有点不适应不舒服了，就想使小性子。小性子还要使得高级，拿一些国人想不太明白的词汇做盾牌。这种心态不是谷歌一家独有，这是此次事件的心理基础。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反映出了一个客观矛盾。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那些在全球都有商业利益并通常拥有全球性商业权力的巨头们，与本土的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博弈会变得频繁。以前不频繁是因为我们还不懂运作的奥秘，比如金融危机之初。一旦我们更明白事儿了，这种矛盾就会凸现。
矛盾的结果只会有一个：一家屈服。这次，在高调使性子之后，我们看到了高管们“我们爱中国”的突然表态，又看到了美国政要添柴加薪的声明。有人似乎存心不想让事情过去。从中可以看出谷歌的失败，也可以看出动不动使出价值大棒蒙人的坏习惯。
教训有两个。其一，在哪个山头就要唱哪个山头的歌。非撂下挑子讨论歌曲是否合适、有什么历史意义，就做作了；其二，在商言商，在政治言政治，你非要把两者搅在一起，就会把水搅浑。这水喝下去，难免会肚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