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晓 北京报道
2012年9月19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星期三。一家名叫乐视网的中国二线视频网站，在这一天举办了命名为“颠覆日”的发布会，正式向电视圈掷出挑战书。
八个月过后，40岁的贾跃亭，还是那身标识型的黑色T恤，一脸认真指着乐视电视宣布“买会员送电视”。他背后，制作精美的PPT上，“颠覆”两个字频繁出现。对了，就在乐视电视对外亮相的前夕，贾跃亭曾给乐视全体员工发送了一封内部邮件，题目就叫《送别三星电视们即将逝去的青春》。
这显然取自赵薇那部上映不久的处女导演作。
挑战行业老大，从来是新人力证自己的讨巧路径。赢了扬名立万，输了无关痛痒。对于贾跃亭要拿生态来颠覆传统电视格局的宣言，硬件恐龙们一度嗤之以鼻。但最终的结局，就是这群擅长PPT更擅长“嘴炮”的黑T恤们，在那些年里，用互联网思维将西装革履的电视江湖冲击得惶惶不安。
一夜之间，奉行了数十年“大而不倒”的商业规则不灵了，似乎每个行业都在等待被互联网重构和颠覆。继电视之后，他们又相继席卷手机、PC、智能穿戴等阵地。现在，则轮到了汽车产业。哪怕昔日风光无限的贾先生已经破产，哪怕他又重新出山也号称要造“未来之车”。
现在可以确认一点，即所有颠覆的脚步都没能跨出终端这个圈——从这一点讲，PPT贾反倒成为领先三步而早夭的先烈。不过，再往上一步，是互联网解决不了的供应链世界，而半导体则站在那个世界的塔尖。
舍得烧钱是半导体行业的最基础玩法，“十个瓶子七个盖子”的游戏在这里完全行不通。技术，则是颠覆的更大桎梏，就像在巨大的技术壁垒、政策壁垒、供应壁垒面前，你无法奢求中芯国际立刻大跃进到与台积电同步研发2纳米制程工艺。
毕竟，托马斯·弗里德曼4月28日刚刚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那篇《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的专题文章中，提及了台积电。他称：“中国将加大在物理、纳米技术和材料科学方面的研究，这将推动下一代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发展。但是中国可能要花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最前沿。
倒是现年89岁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稍许客气。他表示，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仍然落后自家公司五年以上。但话风一转，“还不是对手，还不是对手”，张强调了两次。
这或许就是严酷的现实。然而，在资本密度和技术难度仅次于芯片的半导体显示产业，历经二十多年升级打怪，全球液晶面板格局倒真的被中国内地面板厂商颠覆。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厂商打擂台，再到成为全球最大液晶面板出货地，这其中交织着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巨大需求，也透视了中国本土面板产业的绝地奋起，以及日韩面板产业战略转移的轨道。
作为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双寡头之一，TCL更像是一个异数。2021年春对奥马电器发起的执着收购，再次证明了家电才是它的原点。但仍请注意一个事实——在本土诸多电视厂商中，也只有它顺利到达液晶面板上游，就像一尾逆流而上的鲑鱼。
一个有意思的题外话，TCL创始人李东生曾经在2019年1月的一场活动中与歌手成方圆合唱过一曲《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的特产之一便是秋白鲑。而体长约有半米的秋白鲑，属于濒危物种。
掣 肘
2009年6月，时任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的白为民，带领TCL、海尔、创维等九家电视厂商第一次赴台采购液晶面板。
这一年，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大陆电视厂商面临着上游资源短缺、需求放缓、内外销低迷等诸多挑战。而台湾地区面板厂商则由于自身没有消化渠道、以及来自日韩的订单大量撤销，同样面临停产危机。
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一拍即合。截至当年10月，大陆电视厂商在海峡对岸抛下了34亿美元的液晶面板采购订单。其中，据赴台采购的时任TCL副总裁贺成明后来透露，TCL当年的面板采购额度增加至7亿美元。
7亿美元并没能让TCL安逸太久。很快，李东生就在2009年的冬天亲自出马多次拜访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面板厂商，以寻求下一年的面板采购合作。
李老板坐不住的原因，在于三星、LGD两家韩厂已放出风声，有意提高来年液晶面板价格。这激发了一场液晶面板产能争夺赛，而TCL在2010年有着超过1000片液晶面板需求。
虽然TCL此时已经是三星和友达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最大客户，但“客户至上”的理念，至少在当时的液晶面板行业还行不通。这源于大陆的电视液晶面板完全依赖进口。
花钱还要看人脸色，电视企业们注定想要改变被辖制的命运，进而获得液晶面板话语权。
2009年6月，李东生找到深圳市时任领导，提出了要花245亿自主建设8.5代线的计划。没有资金并且没有技术储备，这听起来是一个激进冒险的主意。但也正是在这一年，TCL华星这条鲑鱼的逆流之旅，天时地利人和齐备。
天时在于政策支持。是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明确支持6代以上液晶面板生产线的建设。
地利，是因为隔壁的广州在这一年8月与韩国面板巨头LGD签订了备忘录，计划投资40亿美元在2010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第8代液晶生产线。这让已经喊了好几年“发展平板显示产业”口号的深圳感到莫名危机。而李东生的出现，多少有点像瞌睡之前有人递来枕头。
至于人和，则是这一年11月，奇美和群创这两家台湾地区面板厂的合并，让捧着银子招兵买马的李东生有了“挖角”的可能。这一年，前奇美电视面板事业部总经理陈立宜加盟华星，现任华星光电CEO金旴植也离开了任职多年的LG显示。
2009年11月，深圳市第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举行启动仪式，它的运营主体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随即宣布成立。“每每想到中国彩电‘缺芯少屏’的现状，我就寝食难安。”李东生在当时的发言中这样说。
2011年8月，深圳8.5代线点亮投产。
出 海
决定投身液晶面板产业，是李东生从电视业务翻身的关键。电视，也是这条鲑鱼出发的原点。
2009年，液晶电视日后一统天下的江湖地位已经成型。奥维咨询（AVC）数据显示，2009年虽然彩电零售量同比下降3.7%，但占比近七成的液晶电视同比增长近1倍。CRT（显像管）电视的销量在2009年仍有27%的份额，但同比下降58%。越发小众的等离子，只有近5%的市场份额。
尽管顶着一个“王牌”的冠名，可TCL当时在液晶电视上确实落于下风。有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将CRT电视和液晶电视出货量相加，TCL在大陆电视厂商中独占鳌头。但若仅看液晶电视的话，海信、创维、康佳则都位列TCL之前。
这，其实源于李东生本人对电视发展趋势的误判。
2004年，TCL展开对CRT电视鼻祖——法国汤姆逊公司，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并购。对CRT电视前景过于乐观，以及能够绕过关税壁垒、成熟的海外渠道，种种“美妙”的设想都促使平日里讲话斯文有礼的李东生迅速且极豪爽地做出了并购决定。
有一个背景必须提及：历经国内市场多轮价格战，在决定并购汤姆逊前，CRT电视的利润已到底线。用规模换利润是看得见的一条路。但不赚钱还是其次，国内电视市场当时明显供大于求。有数据显示，2003年底中国电视厂商一年生产约8600万台电视,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仅有3000万台左右。
让李东生乐观的原因，还在于初液晶电视曾经的小众。2003年初一台国产品牌30英寸液晶电视的时价约是2.5万元，这抵得上许多人一年的工资。事实也是如此——2004年平板电视销量仅占国内市场的1%。
2004年，也正值中国企业的出海热。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是当年另一起举国瞩目的“蛇吞象”式并购。柳传志曾在十四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一些老朋友们、老记者，握着我的手说，柳总，我不一定相信你们能赢，但是你们就是死了也给中国人争光了，我为这个给你鼓掌。”这番话或许能代表当年那批出海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收购比自己更大的企业，就证明自己很强，就是为国争光。
这场跨国收购让李东生一夜之间站在全球镁光灯下，荣誉加身。但食物大了往往不好消化，特别是用东方胃去吃洋西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拿着升值的日元，号称要“买下半个美国”的日本企业已经是前车之鉴。谁愿意将会下蛋的金鸡母拱手让人？
跨国收购后，李东生预计18个月让汤姆逊扭亏的目标没有实现，原本一直盈利的TCL也因为持续两年亏损被披星戴帽。“我经历了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李东生曾这样评价这段过往。他用了内疚、惭愧来描述自己的情绪，“甚至一度有点失控”。
2006年，李在公司内网发表了反思这场收购的文章《鹰的重生》。这个在自然界中或许并不成立的故事，成为了日后TCL的精神文化内核。历经一系列关停出售，TCL在2007年扭亏为盈，在2008年股市摘帽，2009年开始的家电下乡则让所有家电企业都喘了一口气，液晶面板则又成为让李东生寝食难安的头等大事。
有业内人士在复盘当年这场并购时认为，TCL当时的步子夸得太大。他认为，TCL的出海如果先从周边近邻先开始，成功几率会大得多。但中国企业当时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心情过于急迫，而周边的邻居里也没有一个B格足够的“世界500强”。
没错，“世界500强”几乎是一代中国企业领袖的共同心结。
此时再看这场曾让TCL大伤元气的收购，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经此一役，TCL在欧洲市场站稳了脚跟。日后TCL更是有一半收入都来自海外市场。
追 赶
液晶面板被卡脖子，是李东生逆流而上的原因之一。但不能否认，占据液晶电视成本七成的面板，才是这条产业链上最肥的一环。如同中国人吃鱼，有人钟意“划水”（尾部）；有人独好鱼头；而最大众的选择，自然是鱼腹，最丰腴的部分。
在收购汤姆逊前的2003年，TCL到达了自己曾经的业绩顶峰。不仅接近283亿的主营收入同比增长29%。5.7亿元的净利润更是同比增长34%。但这一年，它的净利润率只有2%。
创维创始人黄宏生也是李东生的大学同学。他在2003年更曾感叹，一台电视机的平均利润当时不到10元钱，“卖彩电还不如卖白菜赚得多。”而就在2003年，LG和飞利浦合资的液晶面板业务当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率超过20%。
李东生坚持要做的液晶面板业务，日后果然也成为TCL的利润奶牛。而眼下踩在上涨周期的液晶面板厂们，更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2020年6月起，驱动IC、玻璃基板、大尺寸偏光片等上游材料紧缺，引发全球液晶面板开启史上最长涨价周期，至今尚未结束。TCL华星已经预告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5倍，环比提升近30%。京东方也预告了今年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七到八倍。今年3月以来，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也相继达到了52周内的最高峰。
此刻开心数钱的背后，是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漫长追赶中一砖一瓦的资本堆砌。自2009年先后启动8.5代液晶面板线起，京东方和华星就开启了高世代液晶面板的投资竞赛。在技术成熟的液晶面板行业，谁规模大谁就说了算。
京东方的前身为北京电子管厂的京东方，至今持股接近12%的北京市国资，仍是它的最大股东。而在它的前十大股东中，国有法人共占据六席，合计持股接近25%。这奠定了京东方“财大气粗”的投资基调。通过与合肥、福州等多地政府合资，国开行等银团大额贷款以及A股融资，曾被称作“烧钱冠军”的京东方成为大陆目前拥有产线最多，技术布局最全面的面板厂。
虽然京东方已经不再自己新建液晶面板线，但扩大规模的脚步一直没停下。
去年9月，京东方以120亿元的价格，将南京中电熊猫8.5代线和成都中电熊猫8.6代线纳入囊中。收购完成后，京东方拥有5条8.5代线、1条8.6代线和2条10.5代线。截至2020 年末，京东方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已经接近2700亿元。
相较京东方的“财大气粗”，李东生更爱强调华星的经营效益。在装入华星的TCL科技中，李东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是第一大股东。国资在TCL科技前十大股东中仅位居三席，合计持股也仅约10%。2020年财报中，TCL科技65.1%的负债率也高于产业规模更大的京东方（不足60%）。
与京东方肩负的“国家使命”不同，李东生进军液晶面板产业更多是源于TCL在电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此后华星在惠州老领导工作过的地方，接连投资了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以及柔性OLED面板线。目前，华星的总投资约有2000亿。
与京东方不一样的还有，华星还在通过自建液晶产扩大规模。近日，TCL科技宣布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20亿元，用于筹建总投资350亿元的广州“第8.6代氧化物半导体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T9）。加上近日交割完毕的苏州三星8.5代线，华星将有6条大尺寸液晶面板线，包括4条8.5代线和两条11代线。
国内液晶面板老大和老二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颠 覆
随着京东方和华星8.5代线在2011年的投产，中国电视机厂商终于不再被上游完全卡脖子，也终于有底气要求公平。这一点，正好与芯片相反。
2013年1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对三星显示、LGD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这六家液晶面板企业在2001-2006年间在大陆市场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处罚，总金额达3.53亿元。
而在八个月前，中国还将进口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显示板的关税税率，由原先的3%上调至5%。
敢抛罚单当然说明腰杆硬了，但中国液晶面板距离自给自足还远远不够。
自2009年后，白为民又六次带领电视机厂商赴台大额采购液晶面板。她在2014年6月出席海峡两岸显示产业合作研讨会时曾算过账：大陆电视年产量有1.2亿台，京东方和华星等大陆面板企业只能提供4700万片产能。这意味着当时有60%的电视面板缺口需要依靠进口弥补。
在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风云变幻间，向哪里去寻找这些产能并没有准确答案。
液晶日渐没落，OLED无力转型，日本这个前浪最先扑在沙滩上。2016年，“液晶之父”夏普被代工帝国富士康这个富起来的“乡下小子”用7000亿日元收入囊中。而早在2012年，富士康掌舵人郭台铭还将夏普当时全球唯一条10代线（SDP)超过30%的股权吃进。当时开工率一度只有30%的SDP正急等郭董拿钱救命。
由索尼、东芝、日立的液晶业务重组而成的JDI（日本显示），一度风生水起，且晋升成为苹果的面板供应商。但2017年采用amoled屏幕的iphone X，让JDI遭遇重创，当年就开启重组。眼下这个史上最长的液晶面板上涨周期，也没能让它实现盈利。
保守的日本人在全球液晶战场退出，韩国徒弟历经十年追随学习终于上位。在高世代液晶面板线上的疯狂投入以及液晶电视的出现，让三星和LGD终于自5代线这条分水岭起，实现了对师傅的超越。1999年，被李东生立为标杆，令郭台铭痛恨不已的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液晶面板的老大，老二是另一家韩厂LGD。曾经的液晶霸主夏普，委委屈屈待在第三的位置左顾右盼。
韩国面板厂商的上位路径，日后被中国厂商全面复制，只不过世代线更高，也更舍得砸钱。伴随京东方、TCL华星等数条大陆8.5代以及上面板线产能持续“井喷”，大陆面板厂商全面开启价格战占领市场。2019年12月，55英寸4K液晶面板的价格跌至100美元，相较16个月前192美元的价格近乎腰斩。三星和LGD陆续出售了自己不具价格优势的老旧液晶面板线，而接盘者正是中国厂商。
2017年，液晶面板格局再次被颠覆。中国大陆的液晶面板产能首次以超过30%的份额位列全球第一，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曾经第一的韩国已经滑落至第三。而现在，大陆液晶面板的产能已经超过全球市场的一半。有业内人士认为，液晶面板战局的下一个退出者，或将是同样师承日本，但许久没有新增产能的台湾液晶面板厂商。
但相较日厂在液晶战局的有心无力，韩厂的退出主动而清醒。
三星和LGD的重心已分别转向了技术门槛更高、利润率也更高的中小尺寸和大尺寸OLED面板。跟液晶时代不一样的是，现在被他们卡脖子的消费电子厂商变得更多。但不一样的还有，这一次大陆面板厂商不再零基础起步，京东方、华星、维信诺都已建起了柔性6代线。而在大尺寸上，近日TCL华星已宣布将论证一条“第 8.5 代柔性可卷绕OLED显示面板生产线”。
选 择
如果说2007年的扭亏让TCL摆脱了生死危机。2009年涉足液晶面板则让TCL脱胎换骨，也是李东生的又一场自我证明。
在他之外，并不是没有家电大佬希望向上游的液晶面板产业延伸。深受缺芯少屏掣肘的电视企业做梦都把控面板。问题是，这条路显然不容易。
在接受李东生的自建方案前，深圳方面更希望采用人多力量大的方式，试图花小钱办大事儿。
2009年珠三角地区的电视机产量已经约占全国四成。其中，深圳更是聚集了康佳、创维、TCL等一干龙头大佬。2006年10月，除了上面三家本土企业，深圳还拉来了长虹这个CRT时代当之无愧的老大，以及国内最早也是唯一液晶面板产业的京东方，打算以大规模采购向海外液晶面板厂商换取技术，成立合资公司上马第6代液晶面板线，并争取在2008年投产。
这个计划有一个霸气的名字：聚龙计划。但龙多了不只意味着力量大，有时还意味着意见多。有业内人士回忆，对于合资公司股权关系的划分、对于究竟上6代线还是7.5代线这些关键问题，聚龙计划内部一直未能统一。更重要的是，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面板企业都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在技术封锁、漫天要价下，聚龙计划最终龙搁浅滩。
在李东生宣布要自建8.5代线之后，创维在次年3月以1.334亿美元获得了LGD广州8.5代液晶面板线10%的股权。创维与LGD的合作也“铁”到OLED时代，但这种模式终究是对上游说了不算。
同样认为必须要掌握上游话语权的长虹，另辟蹊径。绵阳王者选择了投资额度更低的等离子面板。它也是唯一押注等离子的国产电视厂商。2006年，长虹开始上马计划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等离子面板生产线。此后它继续还扩大规模，控股了从日立引进等离子面板线的安徽鑫昊。很可惜，这一次赌运没有站在长虹这边。
市场萎缩、阵营封闭让等离子电视相对色彩更鲜艳的液晶始终小众。2014年1-7月，等离子在国内电视市场的市占率已经下滑到1.6%。事实上，早已嗅到危机的索尼、东芝早在2005年就放弃了等离子业务。而待全阵营的标杆松下在2013年退出后，长虹就成为了唯一的孤独坚守者。其结局不想可知：亏损经年，元气大伤。
有意思的是，保守的日本厂商面对液晶产业的产业转移选择了坚定放弃，韩国厂商对液晶的退出则有些黏黏糊糊。三星电子在2011年就持有华星15%的股份一直至今。而在看到眼下的液晶面板红利后，原本打算在2020就停产液晶面板的三星和LGD，又高兴地捡起了自己的老行当。
失 落
李东生赌对了液晶面板。可一个沮丧的现实又扑面而来——没有人开电视了。
2013年，中国4G元年开启，眼花缭乱的互联网应用让手机成为人类离不开的新器官。视频网站的兴起，则让移动方便的手机和电脑成为新的流量渠道。一家人聚在电脑前抢遥控器的时代，仿佛是上个世纪。
电视没有变，但移动互联网来了。华为、OPPO、一加这些手机厂商现在扭过头来做智慧屏，已经证明了电视存在的必要性。但要与互联网接轨，电视厂商的自我革命已经火烧眉毛。乐视、小米这两条跨界鲶鱼的出现，包括此向的华为，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如果说比乐视稍晚推出电视的小米，热衷于揭开上游供应链的底牌，贾跃亭则是用“不靠硬件赚钱”的魔性理论，让外界特别是资本圈重估“电视”价值。而让老派电视企业们更惶恐的是，自己居然看不懂对方的玩法。
乐视、小米的那点儿出货量当然不足以撼动电视江湖。2014年，乐视电视销量只有150万台，一年后翻番到300万台。这个数字也只有当年中国电视市场零售量规模的6%左右。小米电视在2014年据说只有30万台销量。而TCL、创维、海信、康佳、长虹五大电视厂商个个都是千万台级别的销量，其中，TCL在2014年的销量已超过1700万台。
但不靠硬件怎么赚钱，这些“硬件恐龙”们陷入知识盲区。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电视企业原本赚的就是零部件差价和组装手工费。TCL逆流而上，将占液晶电视成本七成的面板握在手里，也都是靠硬件赚钱。
更重要的是，工业时代电视厂商信奉的规模效应，在互联网面前纯属鸡同鸭讲。
依靠内容补贴硬件以及地毯轰炸式的全方位营销，乐视和小米直接将电视价格拉低近一半。2014年五大电视厂商业绩惨淡，除了创维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双上涨外，海信和长虹净利润同比下降，康佳亏损近5亿元，TCL扭亏为盈但营收下滑15.5%。
被李东生当做标杆的三星电子早尝过这种苦涩了。目前接近5000亿美元的市值体量、大而全的产业链布局，是它坐上了消费电子第一的王座再没下来过的重要原因。但有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三星电占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的24%，却仅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利润的14%。当期91%的利润被手机单价更高的苹果获得，但它的智能手机销量仅占全球的17.2%。这组数据还意味着，除了三星和苹果，小米、OV等中国手机厂商当时都在亏损。
更让人不平衡的是资本市场。“业绩好股价为何这么低”，这一直是李东生的困惑。2014年乐视3.6亿元的净利润尚不足TCL的十分之一。但乐视的市值最高曾经冲到1700亿元，这个数字是五大电视厂商当前市值捆在一起的两倍还多。而中国证监会未来对乐视十年财务造假的指责，则让这个对比更加讽刺。
如果当初乐视步子不是迈的那么大扯出了资金链危机，它的市值应该还会更进一步。2010年成立的小米，现在市值折合成人民币现在已经超过5500亿元，家电企业中仅有美的集团能与其比肩。而历经重组，装入华星的TCL科技目前市值才超过1300元。TCL电子的市值则仅有125亿元人民币。
人 生
互联网电视颠覆了电视厂商的商业认知，也让李东生这批50后的电视企业家感受到冲击。
在家电圈中，李东生算是和互联网走得最近。不仅TCL先后接受了贾跃亭和雷军的投资，李东生还是腾讯控股的非执行董事。2012年，马化腾和李东生曾一起为TCL推出的冰激凌电视站台，但这款更像是一个大尺寸iPad的平板电视，并没有如愿成为“爆款”。
李东生成名甚早。在决意进入面板产业的2009年，他已被央视评为十位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之一。与他并列在名单上的是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王健林等人。风头正劲的互联网二马也在这份名单上。李东生当时排在这张名单的最后，央视给他的四字评语是“百折不回”。
但在靠公司市值、个人财富说话的现在，年龄和资历不再是江湖排位的关键指标。2020年，李东生以68亿元的财富总额排在胡润百富榜第870名。这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位置。29岁的喜茶创始人聂云宸以45亿财富首次上榜。比李东生更年轻的互联网二马则分别以4000亿和3900亿的财富占据了这份榜单的前两名。雷军以1700亿在这张表上排名第十三，与美团的王兴齐平。
比自己更年轻的企业家，更快地掌握了更多财富，这是50后企业家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957年出生的李东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78级。1978年，也正值中国刚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年轻人的广阔天地才刚刚展开。但四十三年过去，与李东生同时期活跃的电视大佬们，现在大都已黯然走下舞台。
与他并称“华南理工三剑客”的黄宏生2004年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后以串谋盗窃及诈骗等罪名判刑六年。回归后的黄宏生也会出来为创维站台，但造车才是他的心之所系。
三剑客的另外一名是曾经掌舵康佳的陈伟荣，2001年就因为巨亏离开康佳创业。2007年，陈伟荣担任董事局主席的宇阳控股登陆港股。但现在宇阳控股不仅改了名字，董事会名单里也不再有陈的名字。
带领长虹成为彩电大王的倪润峰，曾经多年苦苦追求管理层持股和产权改革，但年满60的他在2004年7月被一纸公文宣布因“年龄到了”而离任。据证实，召开干部大会的时候，倪还在北京开会。而这一幕，与17年后在海航重组定局时创始人陈锋不在现场如出一辙。
和李东生同龄的海信掌舵人周厚健，也已经不再冲在一线。抡起大锤砸冰箱的海尔张首席则73岁。当初与李东生一同闯荡全球液晶面板江湖的王东升，也在2019年卸任京东方董事长开启了个人创业。
只有李，还站在TCL最前面，永远西装革履，永远四平八稳。他在商海的跌宕起伏，浓缩了一代企业家的人生轨迹，背负着个人叙事与民族尊严、伟大时代紧密结合的迫切使命。而李东生的独特则在于，不管潮起潮落，他始终都在，愿意学习并努力追赶。
65岁是李东生多次公开表态的退休时间表，而狮子座的他今年已经64岁。但TCL已经到了能离开他的时候么，又或者说他能离得开TCL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