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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流动儿童”教育难题待解 公益人士呼吁提升公共服务软环境

文梅 陈柯宇 2021-5-21 21:17:50

本报记者 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目前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已达到4.9亿人,再加之6个月以下的人户分离人口,基本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流动的状态。

其实,我们已不再停留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之中,一个唯一而固定的故乡不再是我们的常态,从出生开始,现代人便开始在不同地方迁移。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流动人口这个词我们其实可以不再对其特殊化使用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接纳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在流动的时代’。”

这其中,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一直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核心问题。从事新公民计划流动儿童追踪项目工作的何冉,从2018年开始对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女小学同一个班级的六年级毕业生进行追踪。

三年前,曾小明(化名)刚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做事物的价值排序时,他对何冉说:“手机和同学都是比父母重要的东西”。三年后,即将初中毕业之时,曾小明对之前的价值排序感到反悔,他说:“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父母才是最重要的存在。”

这三年里,曾小明从北京回到河南读书,被劝退,又回到北京,读了一年后学校关停,于是再折返河南,逐渐适应了河南老家的学习节奏,和父母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暂。可在何冉看来,这种乐观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选择。

何冉告诉本报记者,流动儿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人生向上走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窄,他们每一次的被动选择都不是一个好选择,然后会接连造成更差的结果。而这些孩子并不自知,他们逐渐顺从于这样的环境,只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

“不是生来便是流动儿童”

据联合国儿童发展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流动儿童3426万人,留守儿童6877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数合计1.03亿人。

何冉说,“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流动儿童,而是一个个人生的选项被否掉后至此。”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曾在今年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了1429.7万人,比2015年增长了62.6万人。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存在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且随迁子女的规模也一直在增加。

数据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受人口流动影响、为了接受教育又要被迫流动的儿童。曾小明便是其中一个。

曾小明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外卖员,母亲在饭店做保洁工作。他的父母很少回河南老家,祖父母过世很早,与直系亲属的联系几乎没有。曾小明在北京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女小学度过了六年的时光,记忆中的家乡是一个有些遥远和模糊的存在。

到了升初中时,曾小明没有北京学籍,去不了公立中学,也上不起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或是国际学校,父母又希望他未来可以有机会读高中、读大学,无奈之下,曾小明独自返乡,去到那个明明陌生却又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寻找当地学校就读。

12岁的曾小明一个人从北京回到河南老家,孤独感、不适应感、独自生活的困难都扑面而来。初一结束,曾小明因为上课玩手机、学习成绩不好等原因,被学校劝退了。

曾小明的父母和学校努力沟通无果,于是接他回到北京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女初中继续学习,这一年里,曾小明的表现各方面都不错,平稳度过。何冉在这一年里追踪他的生活情况时发现,曾小明有一种非常“珍惜”的情感在里面。

然而初二结束,疫情的到来让这所学校关停了。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就像流动儿童一样具有“流动性”,不知明天会是如何。

曾小明再次返乡。这一年,已上初三的他很快适应了河南老家的生活:60人的大通铺、只在放假那一周的周五中午才吃得上一次的鸡腿、快节奏的学习生活等等。

曾小明对何冉说:“我感觉自己现在完全适应了,也不再有害怕的感觉了,挺开心的。”

何冉做了三年的流动儿童返乡追踪工作,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像曾小明这样的流动儿童,他们每一次的被动选择都不是一个好选择,还会接连造成更差的结果。”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势必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系统性的政策,但公益的力量与个人的努力一起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也是必不可少。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认为:“不论是公益机构还是志愿者群体,都可以致力于让人与人之间增加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向社会传递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层面上更好的构造软环境。”

公共服务软环境需提升

像曾小明一样念完小学便不得不回到户籍地继续上学的“回流”情形在2015年之前还不是很多。据魏佳羽介绍,2015年的时候,还会有小学在户籍地上学、初中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2015年之后,这样的机会在不断减少。2019年,随迁子女的初中招生人数比小学毕业生人数减少了15万,也就意味着,每年会有十几万随迁子女在小学毕业后只能从他们居住的城市离开,回到老家继续读初中。

我国近几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解决此类问题,但当下的实际情况依然并不乐观。魏佳羽指出:“尽管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增加,但其增加的速度不够快,远远没有跟上需求增加的速度。”

因此,魏佳羽认为,从随迁子女的规模来看的话,在义务教育阶段,每年入学的人数在持续增加,说明供给在增加,但是从流动人口的规模来看,其需求的增加比供给的增加更快。

这种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现状也带来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魏佳羽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首先,留在城市的流动儿童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只能选择民办的打工子女学校就读,而这样的学校不仅要收取费用,学校的整体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也远远比不上城市公立学校。而对那些“回流”到家乡的孩子来说,他们则又变成了“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同时也难以与当地教学节奏相适应,这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要想真正完成公共服务围绕人本身而不是户籍去提供,仍然是一个漫长过程。“不论是公益机构还是志愿者群体,都可以致力于让人与人之间增加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理解,向社会传递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层面上更好地构造软环境。”魏佳羽说道。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