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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参与抗震救灾救援13载:从生存物资向更多元救援领域拓展

陈柯宇 文梅 2021-5-29 10:43:26

本报记者 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

近日我国灾害和事故频发,各公益组织纷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救援和支持,民间救援力量参与救灾的能力和成效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从被喻为“民间公益元年”的2008年至今,民间力量参与抗震救灾的历史已跨越13载,这其中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情况、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耐人寻味。

爱德基金会救灾部负责人谭花自2004年开始便在公益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她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回顾这13年的发展历程,她感受到的最主要变化有两方面:一是公益组织的救援集中领域从最开始关注基础的生存物资供给向卫生设施、情感诉求等方向转变。二是在应急救援领域投入较多,在减防灾、灾后重建等领域投入较少。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认为:“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一个风险频发、威胁多元存在的时代,因此我们对防灾减灾的需求也就尤其大,同时,我们的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也在不断完善自身,更加地组织化、专业化、规范化,只有这样,在各自的基本面上进行交错协作,才可以形成合力去应对危机。”

从生存物资向更多元救援领域拓展

自2008年“民间公益元年”以来,社会组织、志愿者群体等广泛加入了抗震救灾的序列,各公益组织也设立了自己的灾害内部应急机制。例如爱德基金会救灾部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在机构内部也设立了三级响应程序,针对小型灾害调动救灾部门成员前往应对,中型灾害调动基金会全体成员应对以及大型灾害时调动爱德基金会各系统和下属机构的力量共同应对。

在目前这个风险频发的社会,如何应对多元的威胁是各公益组织共同面临的问题。谭花告诉记者:“每次应对危机的具体举措和侧重点都要在奔赴现场、经过调研后得以确定,具有独特性。”

例如在此次云南漾濞地震发生后,5月22日夜里11点,爱德基金会的救灾员崔亚洲奔赴现场参与救灾,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这次的受灾程度较轻,当地老百姓的损失也较小,我们针对目前的状况在开展调研后,将主要集中在清洁卫生(尤其是移动卫生间)、儿童服务和老人等脆弱群体的服务这三方面展开。”

尽管每次的救援力量倾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据谭花在救灾领域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特点是:公益组织的救援集中领域从最开始关注基础的生存物资供给向卫生设施、情感诉求等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究其原因,张强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应急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家的综合救援队伍和专业力量逐渐提升,灾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在大兵团作战和高精尖需求上已占据主动;另一方面,社会救援力量相比国家救援力量更具有灵活性,能更好地回应公众的需求,在13年的发展中逐渐转向了提供更多软性、多元、专业的服务,可以说是“各归其位”。

据了解,“十四五”规划中统筹发展与安全一篇中指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意味着国家已将生命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整个系统中考量,政策的不断完善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推动着这一趋势显现出来。“这一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部门对应急管理的规律和特征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结果。”张强总结道。

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的领域有待加强

在公益组织介入应急救援的侧重点呈现转向卫生、情感等趋势之外,谭花观察到,近年来,公益组织在应急救援领域投入较多,在减防灾、灾后重建等领域投入较少。

谭花告诉本报记者,在灾情发生后,资源方更倾向于做紧急救援,公众也希望基金会能尽快进行救助和物资分发,并要求及时反馈。“然而对突然灾害的应急和修复是一整个系统的事情,它不仅仅包括灾情发生当下的紧急救援,还包括灾前准备和预防,以及一个长时间内的灾后重建和修复期,如果要求资金在短时间内迅速花出去,可能会导致资源重复、资源浪费或是服务不到位等情况。”

在大型灾情发生后,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基金会的救灾收支数据一般是要一周上报一次,进行信息公开的同时,也会督促救灾余额的及时使用。基金会在公众和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只能聚焦在应急救援领域,很难对其他灾害环节给予应有的关注。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后修复重建的几年时间里,这一问题被首次提出并讨论。当时就有专业人士指出,救灾款项过于集中于灾情发生当下,导致灾后修复的中长期时间内难以可持续。

于是,2013年庐山地震之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9家机构共同发起了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希望通过各大基金会的联合实现资源集约化,形成长期的资金池,解决应急处置阶段和灾后重建阶段的资金与资源配置问题,以及短期重建期和长期恢复发展期之间的矛盾。

然而这几年的发展情况较为缓慢,并不乐观。张强对《华夏时报》记者解释道,这首先是和公众的意识、理念有关,捐款人希望自己的钱能在生死攸关的关键点上发挥作用,但在长期的发展中如何降低这种生死攸关的风险、建成一个安全网,这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我们应该在全社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其次,在政策层面也应做出改进,地方政府也应有相应的配套机制,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形成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改变。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