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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电力等能源领域是关键,提供有效激励机制

张智 2021-5-31 14:43:12

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但实现“双碳”目标,也面临较大的挑战。

“‘双碳目标’是全球的共识与行动,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最全面而深刻的转型。它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和环境问题,给经济带来的机遇以及冲击都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很多方面可能会推倒重来,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带来的冲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保持战略定力,从容应对。”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

从世界主要国家碳达峰时间与达峰时人均GDP来看,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均超过2万美元,而目前我国人均GDP仅1万美元出头,到2030年还不到2万美元。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任务还很重。

按照计划,我国在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些目标,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实现‘双碳’目标,多目标协调、统筹推进是基本原则;电力等能源领域是关键部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共同提供有效激励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能源经济系主任宋枫对此表示。

仍面临多重挑战

从我国碳排放的基本事实来看,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比如,制造业是排放大户,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和吸纳就业人口的主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叠加。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都是挑战之一。

“碳达峰是在传统工业模式下、在经济发展中也会自然出现的结果。如果要实现更早、更低峰值的碳达峰,就要加大减排力度。但是,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就意味着现有经济运行的基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型,是一场自我革命。”张永生表示。

“应该科学合理设计合理减排动态路径。‘碳达峰、碳中和’是长期目标,我们提出的原则是‘代际减排成本均等化’,这一原则确定了减排的动态路径。考虑到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减排成本的下降,以及国民收入上升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电力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因此,减排路径可以先少后多、逐步实现。”宋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份情况不一样,应该因地制宜推进双碳目标,兼顾安全性、成本性和公平性,处理好多目标和多地区之间的协调。

在其中,能源行业特别是电力部门,碳中和可能早于其他部门的实现,路径就是电力行业零碳化,其他行业电气化。今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不过,在宋枫看来,当前,我国生产侧能源效率潜力已经释放,未来减排可能更依赖结构调整,节能减碳降污与经济发展短期内存在两难抉择。

同时,新型电力系统也面临着成本性与安全性的挑战。风电和太阳能属于新型可再生能源,其供给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等三大特性,而用电需求是比较稳定的,因而出现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电力的特殊性还在于不能大规模储存,需要实时平衡,这为电力系统增加了平衡成本。

但在张永生看来,困难和挑战都是短期的。

“绿色转型就意味着经济结构大幅调整,高碳经济的比重会下降,低碳经济的比重会上升。这种调整,正是通过高碳和低碳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实现的。未来,高碳产业成本会越来越高,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越来越高,需求会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新能源、智能电动车等新兴绿色行业的产品价格在大幅下降,今后新能源的成本会很低。全球范围的’双碳’目标,反而会大大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张永生表示。

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在宋枫看来,“双碳”目标的达成,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提供有效激励机制。

“全社会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最终要落在微观主体的投资、生产、消费等行为上,激励机制是核心工具。市场能够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最优配置,但最优配置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有效的市场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仍然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降低对宏观经济的成本冲击。”宋枫表示。

在她看来,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政府要提供纠正价格信号失灵的功能,比如,碳定价机制(碳市场vs碳税)、市场设计(电力市场、碳市场等)、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社会政策(保障转型的公平性,降低对低收入人群,产业转型,地区发展与减排差异的影响)等。

“我们需要建立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体制机制和电力市场机制。电力市场需要实时平衡约束,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加强顶层设计,其中市场机制的设计就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提出一个大的方向,包括更大范围内配置电力资源,允许合理弃风弃光,完善辅助服务定价机制,统筹协调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的改革等。”宋枫表示。

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看来,碳交易会产生压力,目前已经影响到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怎样继续传导还取决于电力价格的改革。

“未来实现碳中和一定是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推动为基础的,而推动技术进步需要产业政策的助推。但产业政策的设计非常重要,应该与市场激励相融合,避免以往的产业政策的失误和教训。”宋枫表示。

同时,政府应通过社会政策保障转型的公平性,降低对低收入人群,化石能源或高耗能等行业退出对从业人员和地区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社会政策更多关注公平性,全社会都要承担转型成本,但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是不对称的,低收入人群和煤炭等产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社会政策上,政府可以在低保和转移支付等方面更多关注手冲击较大的人群、产业和地区。

“在政策工具方面,我们要有一个远景目标。远景目标可以定得比较高,我们共同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调整政策,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方向。”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