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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高的大额捐赠:投入方向将多元化,“配套政策措施应及时跟上”

陈柯宇 文梅 2021-7-2 15:58:32

本报记者 陈柯宇 文梅 北京报道

纵观中国捐赠百杰榜,从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里,2011年出现第一个10亿元捐赠,来自企业家曹德旺;2014年出现第一个100亿元捐赠,是由马云一次性捐赠价值超过100亿元的阿里巴巴2%总股本;2020年,第一个200亿元捐赠由韦尔股份的虞仁荣捐出,用于创建理工类新型研究型大学。近年来,我国的捐赠热情不断高涨,大额捐赠不断刷新最高捐赠数额记录。

对于目前大额捐赠呈现出的发展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京师善财传承实验室首席专家傅昌波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的大额捐赠主要还是集中于教育、扶贫、儿童、医疗等普通八大类,但在新时代,慈善应该进行重新定位,除了财富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的功能外,慈善还是保持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安排,也是企业家或高净值人士提升他们财富价值的重要路径。”

对于未来应如何保持人们大额捐赠的热情、促进人们更多进行大额捐赠,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黄浩明对本报记者指出,首先要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也允许试错;其次,像税收等配套政策措施应及时跟上,让捐赠人能更好地通过捐赠传递人文精神。”

2004年开始大额捐赠渐成气候

大额捐赠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慈善新闻”。从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捐出一生全部积蓄,在苏州成立名叫“范氏义庄”的福利基金,到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的张謇,我国的大额慈善捐赠事业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中。因此,要想一窥大额度捐赠在当下的发展,不得不厘清其定义。

“目前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学术上都没有对大额捐赠的严格定义。”黄浩明说道,“大额捐赠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语境下其含义并不相同。”傅昌波也指出,“大额”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黄浩明认为,构成大额捐赠需要三个条件:捐赠金额要达到捐赠个人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捐赠要有连续性、捐赠要具有社会影响力。而傅昌波从当下捐赠的数额角度分析认为,“近五年来我们发布的中国捐赠百杰榜单上榜的最低捐赠不低于1000万元,可以把1000万元作为大额捐赠起点来开展讨论。”

大额捐赠代表着个人财富大量从私域转向公共用途,一直备受公众关注。傅昌波向记者谈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成规模和气候的大额捐赠是从2004年老牛基金会的成立开始的,之后,牛根生携家人将其持有的蒙牛乳业及大部分红利捐出,这样的捐赠体量在慈善大额捐赠领域“开了先河”。

彼时,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已积累了一定量的财富,第一部《基金会管理条例》也于2004年推出,给予了慈善捐赠一定的政策支持,“非典”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让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投注了目光与爱心,此后,我国的大额捐赠不断发展,仅在最近的十年当中,据中国捐赠百杰榜显示,有28位捐赠人的捐赠超过了10亿元,144人上榜两次以上,其中王健林、许家印、杨国强家族达到上榜10次的记录。

“其实超高净值人士是有意愿进行大额捐赠的,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对于财富用途的安排,这种对自利和利他相平衡的安排值得鼓励。”傅昌波说道。

黄浩明同时也指出,尽管我国的大额捐赠氛围更加积极,但捐赠不能只停留在吸人眼球的大额数字上。“要对大额捐赠进行跟踪研究,去核实是否兑现了捐赠承诺,其执行是否有效以及究竟产生了多大社会影响力。”

大额捐赠可“引领社会文明发展”

大额捐赠在我国逐渐形成氛围和气候,这不仅是个人财富积累的展示,也展现着我国社会发展独有的特点。

“这与我国慈善事业的性质和地位紧密相关。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开展的,所以慈善关注的领域也会跟国家公共议题密切结合,以后也仍然会如此。”傅昌波说。

因此,随着我国慈善事业和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未来我国大额捐赠所呈现的领域也会随之而变。就大额捐赠主要集中的领域来看,教育、儿童等仍是我国大额捐赠主要投向的方向,但黄浩明预估道,未来慈善捐赠可能还会向四个领域开拓。首先,由于我国制定了“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气候行动目标,所以未来低碳生活领域或将成为大额捐赠青睐的方向;其次,科技发展领域、人文科学领域也会更加受到关注,这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教育的作用有关;最后,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健康领域也将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

其实,每一笔大额捐赠背后的动机不仅受到政策环境影响,也会体现着个人的差异。“每个人的个人经历不同,个人情怀各异,导致捐赠人所重视的领域也会有所差异。”黄浩明告诉记者。例如,2017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由于个人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便将其获得的“吕志和奖——持续发展奖”2000万港币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那么这些受不同动机驱使的捐赠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傅昌波认为,与政府和市场的资金量相比,慈善的资金量是很小的,但是慈善在保持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具有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

“大额捐赠仍然起到了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例如2011 年,企业家曹德旺将其持有的福耀集团股票捐赠给其设立的‘河仁基金会’,赠金额达到 35.49 亿元,触动了当时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设立时的原始基金必须为货币资金的规定,直接助推我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这是对政策的直接改变。”黄浩明说道。

此外,像慈善信托这种创新形式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慈善行业的发展。据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指出,2020年,累计备案慈善信托537单,财产规模约33.19亿元。

回顾这近二十年来我国大额捐赠的发展,“积极的地方在于整个社会的捐赠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更加愿意做慈善,且关注点更加多元化,向比如艺术、科技、环保等更广阔的领域拓展。”黄浩明说。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