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它（中）为医护人员王丽献上哈达表达谢意
本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周南 北京报道
尼它是一名患有精神障碍的流浪受助者。7月22日这天，尼它与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后，便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上午的集体活动，这天的活动是唱红歌。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他也跟着哼唱了起来。
尼它今年41岁。2004年9月，24岁的他因精神异常，悄悄离开了家。2019年元旦，尼它被北京市救助机构救助，经紧急救治后，被转移安置到北京市民政局的京外救助托养机构——河北省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原衡水市精神病院，下称“衡水七院”）。除了尼它，这里还托养救助着700多名因患有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残疾等疾病无法查明身份的长期滞留受助人员。他们之中，滞留时间短的3个多月，滞留时间最长的达21年。帮助他们尽早核实身份、寻亲找家、回归家庭，日益成为新时期救助工作的着力点。
“尽管伴随一轮一轮的深度问询和技术手段核实，成功寻亲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仍不会放弃。今年（成功寻亲）的整体目标希望突破50人，现在已经成功寻亲36人。”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主任赵书阁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尼它就是第36名。
尼它（左六）的家人给寻亲队伍送上锦旗
尼它的寻亲“奇迹”
为破解寻亲工作困局，帮助更多长期滞留的受助人员回家，2018年，新整合组建的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成立了寻亲专班，坚持党建引领，集结精干力量，汇集多方资源，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实现寻亲工作新突破。三年多来，已为1073名长期滞留人员找到了家。
“人都说千好万好不如回家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张正中是军人出身，不怎么会说漂亮话。“流浪乞讨人员是最可怜、最底层的困难群体，作为救助人，干着良心活，反正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帮他们回家。”
尼它是在北京市西红门附近被发现的，代号叫“西红门”。这是救助站的习惯，对于无法核实信息的受助者，暂以救助地为代号。
7月22日，记者一行人来到衡水七院，见到了尼它。
如今41岁的尼它，1米75左右，身材瘦削，壬字脸，鼻梁挺直，颧骨横出，行动略显迟缓。在衡水七院6楼的病房里，尼它沿着床沿坐下，双手交叠，有几分拘谨。他习惯垂着眼睛，在与记者一行人的对话过程中，他偶尔会露出微笑。
“你想回家吗？”
“想回家。”尼它回答得非常快。
“你更喜欢‘西红门’这个名字，还是‘尼它’这个名字？”
“尼它。”他笑了。
“你觉得家里人可能来接你吗？”
尼它摇摇头。
“这个世界总有奇迹发生，说不准马上你家人就来接你了，所以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就是创造奇迹的人。”赵书阁说。
历时两年半，帮助一个出走17年的精神障碍患者找到家，确实称得上“奇迹”。
尼它被救助后，先后在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衡水七院进行救助治疗。
负责照顾尼它的医护人员王丽回忆道：“尼它刚来的时候缄默、违拗状态严重，跟我们没有语言和眼神的交流，吃饭也不配合，全靠工作人员一口一口喂。”严重时，尼它甚至只能靠静脉输液和鼻饲进食摄入营养。所幸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和调整，尼它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但寻亲方面依旧毫无进展。
今年7月2日，尼它无意间突然告诉医护人员，自己叫“尼它”。这对于为他寻找家人两年多都无果的“寻亲专班”而言，是一次重要发现、重大突破。
7月8日，在持续跟进的深度问询中，工作人员又捕获了“甘肃”“卡坝”两个关键词。9日，通过仅有的线索，张正中与寻亲专班成员在多方帮助下，经过与地名关联省份民政部门和救助机构的反复沟通核对，基本锁定并确认了尼它的身份——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卡坝乡卡坝自然村人，妈妈叫康主草，爸爸去世，哥哥叫仁青……
尼它的侄子拉木才让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尼它第一次出走，前几次找回来了，而这次家人想尽办法都没有音讯。尼它的家人甚至请活佛“看过”，推测尼它还活着，然而多年寻找无果，家人们一边“死心”了，一边“满心盼望着他会回来”。
直到7月22日这天，尼它的四位亲人抵达衡水七院，至此，走失17年的藏族青年尼它与家人正式团聚。尼它被家人们团团围抱，面对亲人激动的眼泪，尼它没有哭。
“现在相信家人会来接你了吗？”张正中问。
“相信。”尼它笑了。
“破案式”寻亲
“寻亲就跟破案似的，抽丝剥茧，得一点一点地弄，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碎片信息。”张正中说。据他介绍，他带领的“破案”队伍除了日渐成熟专业的“寻亲专班”内部成员，还有很多重要的外援力量，包括1名手语专业人员，3名分别来自安徽、河南、湖南的爱心公安民警，以及托养机构的医护人员、各地救助站工作人员和一些社会志愿者、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的整合和积极参与，才有可能破解寻亲难题。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救助站站长侯秀军也是北京“寻亲专班”的专业外援之一。侯秀军是转业军人，踏入民政系统从事救助和寻亲工作已33年，凭借数十年练就的寻亲功夫，他带领的救助团队几乎实现了宣化区救助站零滞留。侯秀军的耳朵很“灵”，走南闯北的他练就了“听音辨位”的本领——通过受助人所说方言口音推测其家乡大概位置，缩小寻找范围。他习惯一个人闭着眼睛反复听问询录音，常常灵感闪现，得出线索。
在进行最基础也是最能提供关键性“碎片化信息”的工作——人工问询时，侯秀军和张正中二人配合默契。侯秀军模仿受助人口音，徐徐道来，拉进距离，让受助人员感到亲近，愿意沟通，通过提问、追问、反问获得信息。张正中则拿出纸笔，把受助人员提到的相关信息迅速写下来，在前面划上横线，让受助人员“做填空题”。
张正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经过多轮寻亲后仍然滞留下来的受助人员，大多身体和心理有些残疾，几乎无法正常交流，常常话语少、答非所问、口齿不清、表达内容含糊等，很难直接提供有价值的寻亲信息，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有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敏锐度。
“会写字的一定让他拿笔写，不能只听他说，通过写字可以看出他的文化水平，进而决定下一步的问询方式，也可以避免因方言出现的误差。”总结过《人工问询经验》的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督导检查科工作人员曲瑞向记者补充解释道。
经过摸索实践，“寻亲专班”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有效的寻亲工作方法：DNA比对、互联网+寻亲、人像比对、人工问询，四步法因人而异，交叉使用，灵活推进。
截至目前，寻亲专班通过语音辨别、深度追踪问询，加大人工问询核实力度，成功寻亲641人；先后开展五次集中人像比对，累计比对近10万张照片，成功寻亲322人；与市公安部门合作集中采集受助人员DNA信息进行比对，成功寻亲32人；综合运用“今日头条”、救助寻亲微信群、全国救助寻亲网等途径，“互联网+”成功寻亲99人，节减财政资金2亿多元。
每一例成功寻亲意味着受助人员返乡回家、不再流浪，意味着困难人员可以纳入当地比较成熟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摆脱临时性、低水平的救助局面，返乡后其基本权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近年的救助寻亲工作取得显著社会效益，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彰显了国家制度优势，抒写了民政大爱，收到家属送来感谢信、锦旗百余件。
救助事业的困境
寻亲难，送亲也不易。
7月24日晚，张正中接到拉木才让的视频电话。尼它不愿吃饭，也认不出家人，要回衡水七院。“他还是挺相信我的，认为我是能帮他的人。”张正中五味杂陈。“其实我对他也说不出来其他的，‘家里都是你的亲人，你要好好听话，先在那待着，过段时间我去接你。’我只能哄着他。在外流浪多年救助回家后的适应和融入仍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
这是寻亲救助工作的窘境和“隐患”之一，即便寻亲送亲成功，由于受助者个人或家庭等原因，受助者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而再次流浪，救助站将面临二次救助，甚至多次救助。“保定一个精神病患者，几年时间重复救助30多次。”张正中道。
此外，据本报记者了解，有时寻亲成功后，个别家属因种种原因拒绝接领，认为工作人员在“多管闲事”；有时受助人员家属因经济状况较差，对来京接领犹豫不决；还有滞留人员寻亲送亲成功后，因家庭条件较差，可能无法得到很好的照料，回归稳固工作面临新课题新挑战。
对此，寻亲专班尽其所能给以后续困难帮扶，与定点医院组建了专门的服务队，开展跨省护送返乡工作，或为其购买往返路票，以最大限度保障送亲成功。同时，提前拟好给当地政府的接收安置函，方便受助人员恢复户籍和纳入当地救助保障体系。
张正中称，救助工作是民生工作，更是民心工作，这些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是社会最困难、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最柔软和脆弱的部分，除了政府救助部门的及时有效救助，不断完善救助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力度，也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广泛参与，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心和支持。
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文件中的一些鼓励支持性意见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救助寻亲工作耗时耗力、曲折艰难，现在很多参与救助寻亲工作的人员都是“无偿寻亲”。张正中认为，针对寻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该予以奖励，救助工作人员的优惠政策、特岗津贴等需要落到实处。
问及是否会对寻亲成功后的受助者进行回访，张正中表示，目前受助人员回归稳固回访工作主要以电话回访为主，未来我们将尝试做一个单独项目，对寻亲成功的受助人员进行实地回访，了解回归稳固工作实情，经过分析梳理提出政策建议，力求把寻亲工作做得更好，让回家受助人员稳得住、过得好，减少重复救助。这还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7月27日傍晚，拉木才让在群里发了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里，尼它着黑衣黑帽，在漫步机上走路，他对着镜头微笑了一下；第二个视频里，甘南的天空又高又蓝，尼它正在投篮，四投中二。
张正中在群里回复道：“精神状态还不错，挺好的。”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