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在马斯洛1943年发表《人类动机的理论》后的40年里，中国人对于人类的需求层次并没有实质的了解。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生产力停滞，迫使中国人长期苦苦挣扎于第一层需求，也就是最底层的温饱生存需求。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开始以一种急迫的方式追赶。这一令人夺目的追赶过程既可以解读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同一族群的财富增值过程，也可以解读为中国人的生存需求升级过程。
正是由于需求普遍升级成为具有共同性的社会愿望，所以，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句话才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句话在两会前温家宝与网友交流时又得到了详细阐述。
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尽管不同阶层甚至不同个体的需求趋向多元化，但人的生理需求、安全感需求、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仍然具有超越性的基本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共性需求，就是社会需求。当“过有尊严的生活”成为2010年初春最响亮的主流强音的时候，问题由此浮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尊严”成为社会需求，什么是有尊严，以及怎样变得有尊严。
“尊严”被热议，反映出两点：一是表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已经发展至更高级层次。2009年中国GDP达到33.5万亿元，以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4000美元正是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需求发生变动的一个坎。4000美元的新起点意味着最低层次需求已经基本满足，新的高级需求出现。这个新的需求现在被“有尊严的生活”加以概括。二是表明“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种普遍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是谁阻碍了我们过有尊严的生活？大致说来，客观和主观原因各占一半。
一是历史。当上世纪中叶中国主要地区重新获得实质统一和社会发展动力后，为了改变长期积弱并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农业作为资本积累来源为工业提供发展资金成为被迫选择，由此导致一系列相应的经济和人口管理政策并使用至今，这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差异化的生存状态。
二是地理。从内蒙古到四川将中国斜划一条线，国土大致分为对等两块，可以发现90%的经济活动和财富集中于东部，这条线也与中国的降雨线相仿佛，并天然决定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优势和对急于改善生活的人们的吸引力。
三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框架和实质内容的不相符合，既导致了寻租空间的格外广阔，加速了财富的过于集中，也导致了不同行业、工种、岗位之间的收入差异，这种设计缺陷如同历史和地理的客观原因一样，正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在近期又增添了新的挑战：即对于环保问题的无力感。
四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分发育。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整性，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分发育。发育的营养由血缘关系、小群体关系、天然垄断地位提供，却伤害了更广泛的群体的根本利益。
尊严感有时候是具体的，有时候则是宏观的。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公和可能及于自身的焦虑。2009年夏天，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献：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有了对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发展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更高一级的公平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尊严问题。
这种焦虑在今年两会化为具体的呼声：房价已成百姓无法承受之重，收入分配已到调整之时。涉及此方面的提案几近过半。两会成为“房价两会”和“收入分配两会”很正常。相对于其他经济现象，房价和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最容易被感知，也最易让人产生尊严焦虑。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希望获得恒产者也有恒心。如果房价让多数社会成员看得到摸不着，其社会存在感将大大削弱，尊严感也可能丧失殆尽。
所幸，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已经成为2010年最令人瞩目的政策信号。在这两个领域，决策层和民意再次获得了共识，也即获得了推动改革的所需动能。中国的事，仅有民众呼声或决策层意志都办不成。而现在，新的共识提供了新的改革机会。
过去，政府的长期主要工作是解决基本需求。而在今后，解决普遍焦虑将同样重要。在4000美元时代到来后，或许会变得更重要。让人过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政府做这样的转变：由经营型向服务型转变；需要政府提供这样的前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不公，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希望获得普遍的精神平等和安全保障；无论个人天赋或人生机遇多么不同，在物质上的不对等不代表最终对等的希望被抹杀。以今年两会热议的房产话题为例，即使由于中国的资源天赋有限不能满足人人有其屋的乌托邦梦想，但人们获得平等居住权的梦想不能扼杀，人们最终有其屋的梦想不能扼杀。
尊严可以不是现实兑现的物质，但它一定是需要保护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提供了一个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