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从2021年开始，原油、铁矿石、天然气、煤炭、粮食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大涨，给全球带来一场规模浩大的通货膨胀。
“这次通货膨胀突如其来，其通货膨胀的水平之高和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预期，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比如，全球消费中心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制造中心的CPI和PPI出现了‘剪刀差’分化，以出口大宗商品为主要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下降。”在CMF季度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表示。
当前，供应链重整使得集装箱短缺限制了全球运输能力，芯片行业成为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重灾区”，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趋势，也对通货膨胀造成了短期影响。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长期高位震荡，商品表现同中有异，全球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导致了通货膨胀快速上升。
同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背景下，我国进行高耗能行业重整，短期供需衔接出现空档，总需求不足与供给结构性失衡。
不过，当前，中国的CPI并不高，PPI则受到大宗商品的的影响保持高位。对此，国内采取了“保价稳供”以保证生产资料供给，我国CPI和PPI的“剪刀差”较此前进一步降低。
全球CPI攀升
当前，集装箱短缺成为限制全球运输能力的重要瓶颈。
全球航运秩序因为供应链重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港口劳动力短缺，导致它成为影响本轮发达国家CPI上升的重要原因。
“特别在本轮疫情爆发后，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一个断崖式下跌，即便经过近两年的修复，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仍然与疫情爆发前有相当大的差距，大致有六七个点左右的差距，整个美国就业人口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发达国家自身的供应能力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范志勇表示。
一个现象是，大量的产品堆积在港口，很多货船从美国返回中国时不得不空驶，或者因为没有集装箱导致很多商品无法从全球制造中心运抵发达国家消费中心。
同时，一些重点行业商品价格出现结构性攀升，比如芯片行业，由于疫情爆发后全球医疗用品对芯片需求猛增，挤占了其他行业对芯片的需求，导致其他行业的供给能力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汽车行业就是被挤占最严重的一个行业。叠加生产者对于全球经济复苏造成的商品需求回暖预期不足，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复苏，在全球呈现如此快速上升的趋势，导致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一个脱钩。
“除了短期网络重整造成的成本上升之外，我们注意到在疫情爆发前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异和贸易摩擦，全球生产网络正在进行一个缓慢的调整，很多生产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国家的生产网络开始向一些东南亚国家迁移，在贸易摩擦下，生产网络又开始向发达国家回归，这些都使生产网络长期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况下实际上面临需求冲击时，生产网络难以自如的应对需求的上升。”范志勇表示。
不过，在他看来，随着发达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向，未来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个持久的现象，但未来通货膨胀在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正常水平，或者是政策制定者认为的比较合适的水平，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牺牲率”的考量。
政策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2022年以来，在疫情反复下，叠加俄乌冲突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内外部环境异常复杂。
一方面，我国PPI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以及国内短期供给冲击的影响处在高位，是整体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整个CPI处在低位。
“中国未来也可能会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如何判断通货膨胀形势并加以有效应对，这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表示。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2022年宏观调控思路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以实现经济平稳，同时对资本市场要通过改革维持预期稳定，更加保护产权。
“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这么大变革的背景下，不适合搞微观的、结构的，更应当是在宏观上。比如，降低费用、降低利率、降低流通费用，在需求侧着力。现在由于有资产负债表冲击，由于适合用金融手段来支持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比较少，货币政策比较难在一线发挥作用，于是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政政策就是要兴办公共工程，增加支出，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对中小企业减费降税的优先顺序排在降息和增加货币供应之前。”李扬表示。
范志勇也表示，中国的政策要立足国内。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不是最应该关注的的核心对象，最应该关注的核心对象是国内CPI水平处在温和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