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南 王晓慧 北京报道
“三人行，必有一老。”
疫情之下，很多“一老”成为了“困境老人”。
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581.55万，占23.4%；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533.49万，占36.1%。按照这个比例，三人行，不止一老。
于是，公益视角下，一场关于老年人的被助、自助和互助拉开了帷幕。
困境老人
老人的需求是慢慢凸显的。
上海疫情暴发伊始，恩派公益基金会（下称“恩派”）作为在地公益组织，立即做出快速反应。从3月18日，恩派就开始了社区战“疫”行动，筹措资源、对接需求、联合公益伙伴协同战“疫”。并联合复星基金会、NCP生命支援、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等伙伴发起“守沪社区战‘疫’联合行动”，发挥各自优势，开展深度协同，积极助力基层社区战“疫”，共同守护上海。“守沪行动”前期主要是为社区志愿者、一线医护人员送去防疫物资，为社区困境老人、残疾人、低收入务工人员等群体送去急需的食品物资。
但随着封控的时间变长，老年人的需求暴增，恩派于4月14日联合北大上海校友会公益联合会发起了“帮助困境老人”项目，专门针对上海困境老人提供基本生活物资。此后，也有多家爱心企业及捐赠人专项支持此项目，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关爱疫情中的困境老人。
恩派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雪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困境老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原本就是困难人群，他们有的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者本身患有疾病而失能。“即便没有疫情，这些老人也需要社会的关爱和支持。但更多的是第二类老人，他们大部分是独居、孤寡、高龄老人，原本生活能够自理，因为疫情封控，无法线下采购生活物资或求医问药，‘不脆弱的老人’在特殊时期变成了‘脆弱老人’，成为了要关注的困境群体。我们的工作对象里，后天形成的‘脆弱老人’数量要远远超过大家日常关注到的困境老人。”
在关注到庞大的老人群体后，恩派主要回应三方面的需求：一是提供基本的生存物资保障，满足老人的食物需求；二是提供生活物资，比如纸尿裤一类的日用品；三是满足老人的求医问药需求。“老年人多有慢性疾病，虽然政府对社区设置了买药渠道，也有一定的规定流程，但很多社区服务能力有限、求助信息不通畅、特殊药品对供应及配送要求高导致买药难。我们联合行动的NCP生命支援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通过个案救助去解决紧急的求医问药需求。另外从提出的需求来看，大量求助的老人当他的药还剩一两周的量时，就会开始焦虑，开始求助买药。”为此，专业医疗志愿者也会对老人们予以心理关怀及疏导，缓解买药焦虑，评估需求并对接买药渠道。
困境老人的名单是经过多重确认的。恩派通过多年积累的社区伙伴渠道，通过抖音、公众号等方式，接收和汇总来自社会志愿者和受困人群的求助信息，再通过社区志愿者和所在居委会、街道的摸排，确定哪些是大病患者，哪些是困难户，哪些是高龄独居，核实后再进行物资配送。
海量的需求涌来。
评估需求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资，评估是公益组织面对海量需求时的重要一步。
“大家都缺物资，但我们作为公益组织不可能回应所有人。”李雪春告诉记者，有四类人群恩派会优先回应，首先是独居、孤寡、高龄老人，这也是我们第一优先级去回应的，其次是残疾人，再就是大病患者，第四类是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
而面对上海的百万老人，恩派又制定了对困境老年人社区进行资助的5项标准，进行进一步界定：其一，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是老旧小区、动拆迁小区、保障房、公租房等；其二，社区内老年人较多，70岁以上老年人有50人以上；其三，封控区、管控区的社区优先；其四，生活物资保障有困难，社区开展团购困难的社区优先；最后，低收入群体较多，困境老人较多的社区优先。
拿第一条指标而言，恩派甚至收到过来自别墅小区的求助但被拒绝了。“对方当时也提出质疑，不能因为是别墅小区就拒绝，难道别墅小区就没有困难老人了吗？我们的公益资源有限，比如当有100个社区，每个社区有上百位老人需要支援，而我们的能力只够回应20个社区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优先级排列筛选我们的资助对象，先照顾老旧小区，把它作为一个硬性标准。”
如此硬性标准，是否刻板？
李雪春直言：“我们要对捐赠方、对我们的机构、对社会公众有所交代，执行的时候如果这些细节不抠那么‘死’，最后很可能会执行不下去，造成有限的公益物资不能送达最有需要的人手里。其实我们也会对需求作出个性化评估，如果来自别墅小区的求助愿意详细说明社区的困难及迫切性，评估通过，我们也会适当支持的，但他们不愿意再做更多说明。”
需求评估之外，恩派会根据老年人数量采取不同处理模式，如果社区7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50人，恩派会联系供应商直接派送物资，不足50人时，则作为个案求助处理，另外联系志愿者及运力，以类似骑手闪送的模式进行物资派送。
而每次给老人派送的家庭食品包则以个人为单位发放，每个食品包约覆盖一周的量，通常包含一箱牛奶、8-10斤蔬菜、10枚土鸡蛋、2斤沃柑、5斤大米、1斤挂面，具体会根据采购情况稍有调整。实际上，除了少数社区因为捐赠人的意向发2批次物资支持半个月，对于大部分社区，恩派都会按照一周的量发放一次物资。
这种“打一枪换一地方”的行为合理吗？
在这一点上，李雪春的认识非常清晰。“我们派发的物资作为紧急保障，是要帮助老人度过最困难的一周。其实，从救援的基本原则来看，作为公益物资支持，每次发放一周的量已经算多了，以往只发3天或5天的物资量，第一次发完后会做跟进，根据需求再决定要不要发第二次。这次封控时间长、运力不足，才会一次发放一周的量。另外，公益是重要的补充力量，老人物资需求量非常大，要全部依靠公益资源来解决问题并不现实，同时还需要政府、市场、社区的多方力量做出回应。”
运力难题
而最让公益组织头疼的是运力问题。外地的物资进入上海需要通行证，在上海市内运输物资需要通行证，物资到了社区门口，如何送到家，打通最后一公里也是问题，环环相扣。
李雪春描述称，此前武汉、西安、深圳、吉林的疫情，社会力量和公益物资的车可以通行，但这次上海疫情，公益组织想方设法筹到款、买到物资，东西却发不出去。公益物资是这样，市场上的物资同样如此。
“恩派的办公地点在浦东，浦东民政其实非常给力，给我们提供了仓库，还申请了两张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在后续的使用中不断出现问题。”李雪春说道。
恩派只能多次紧急协调，与民间救援队联动，到处寻找已经录入全市电子系统的有效通行证车辆充当临时运力，但每天要回应10-20个社区需求和30-50个个案求助需求，而一辆车每天最多只能跑十余个地方，运力远远不够。
花钱。李雪春只能租市场上拿到通行证的车辆，有些愿意支持公益的车辆，收费会低一些，但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仍然难以长期负担，最困难的时候，上海有通行证的车辆日费用甚至在万元左右，“我们仅在运输上就支出了近20万元，这在以前的救灾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转折一直在发生。随着疫情及防控政策的变化，通行问题正在好转，有通行证的车辆多了，不过还是要继续付费。
相对弱势
然而当运输问题解决，物资终于抵达“C端”时，还有很多老人不愿意接受捐赠。
李雪春回忆称，恩派接收过一对80多岁老人的个案求助，老伴卧病在床，家里已经断粮，二人是回族不吃猪肉，选择就更小，但他们的求助是询问到哪里可以买物资。实际上，根据当时他们的外部情况是买不到物资的，居委会也停摆了。“最后基金会理事和捐赠人也是困境老人关爱项目的热心志愿者，给他们打电话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们才愿意接受捐赠，通过骑手和志愿者接力给他们送去了食品物资。”
实际上，老年人并不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在日常的社区里，活跃的“386199部队（女人、儿童、老人）”中，有大量的社区志愿者是老年人。恩派培育的很多社区志愿者团队骨干都是老年人，“他们有能力有意愿，尤其很多老党员，他们热心助人、愿意奉献。”
一位75岁的阿姨是楼道里最年轻的志愿者，她要服务社区里八九十岁的老人，每天敲门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给他们送物资，还要做楼道消杀。
李雪春告诉记者，还有一位70来岁的老人多次打电话求助，但每次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帮其他老人寻求物资支持。“前几天，同事主动问起她，每次帮别人求助，自己有没有困难，老人最后才说，自己其实也挺困难的，但她觉得在公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己还可以熬一熬，她说，‘我一天就吃一顿饭，但是有的人可能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所以我想让你们帮的是那些人，我自己还可以再熬一熬，坚持一下’，我们听得很心酸。”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些老人他们曾经是城市的建设者，是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经济水平良好，但是在数字化这件事上，老年群体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
日拱一卒
当时间行进到5月初，政府保供工作好转，老人对紧急的生活物资求助就很少了。
聊到这里，李雪春一改此前的理性回应，她告诉记者，一直以来，自己和恩派的同事都是凭着使命感和价值驱动做事。而4月份自己的情绪持续低落，一度很受打击。“有些忙我们帮不上，很无力，有些事情让我们感到悲愤，可是还要克制和压抑这种悲愤，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向我们求助，我们能做的就是日拱一卒，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点算一点，能帮多少人就帮多少人。”
“恩派人”的日拱一卒有了新的成绩单。截至5月2日，恩派收到540条防疫物资需求，审核通过181条，覆盖145个社区、29个医院、12所高校、5个救援队，共计发放1810835件防疫物资；接收处理了5992条有效个案求助信息，完成了450单生活物资派送，1084单医疗单，154单心理关怀单；为2187位受困的工地工友、滞留“卡友”、外卖骑手等务工人员提供生活物资支援。
在关爱困境老人方面，为246个社区的13719位困境老人配送食物包及助餐食品14319份，为31家养老院3831位困境老人配送物资35665份，为8家社区长者食堂的2571位困境老人配送18000份助餐食品，共帮助20721位困境老人缓解生活困境。
实际上，整个过程中，能求助的老人不是最差的，最糟糕的是那些没有求助、默默承受的老人。“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社区力量，疫情当下，社区外的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都无法直接及时触达老年人，社区居委会、志愿者、邻里的守望相助非常重要。疫情结束之后，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基层的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如何真正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激活社区的内生力量，让更多社区形成自组织，产生更多志愿者，和当下的基层治理结构形成互补，甚至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而公益组织要对其进行赋能，恩派接下来要一边进行帮助困境老人项目的收尾，一边将注意力转移到后续的社区创伤修复和常态化的社区建设中，让更多志愿者掌握对接物资、防疫、消杀、关爱社区脆弱人群、提供心理知识服务等技能，社区才能在内部形成一个小的生态，同时连接外部资源，和大生态形成联动，社区才会有更强的自救和互助能力，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突发的公共危机。”
李雪春告诉记者，应急阶段过去了，关注老人，他们会继续日拱一卒。采访结束后，她给记者发了两个加油的表情。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王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