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海关统计显示，中国3月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止了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对于6年来首个月度逆差出现的原因，解释甚多。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意外”还是“前兆”，都至少反映出中国贸易顺差势头转弱的趋势性。这种趋势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就已经开始显现。去年10月，贸易顺差还有239.9亿美元，到今年2月，数据已经下降至76.1亿美元。
就中国强大的产能而言，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是可以承受的。在人口红利、市场诱惑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成本较低而又熟练守纪等一系列综合优势仍然在全球罕有匹敌的情况下，中国获取贸易顺差的比较优势仍然会保持一段时间，处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游对于危机所具有的较好抗风险能力，也能部分对冲掉外部经济不稳定和需求萎缩的挑战。但是，如果不能对逆差形成的确切原因有清醒认知，那么，贸易逆差就可能形成惯性，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杀伤。
从2009年10月以来的进出口贸易趋势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缘于3月贸易逆差的主因还是可疑的。去年，跟踪19种原材料的路透社-杰弗里斯CRB指数上升了23%，达到了1979年以来最大升幅，但是，中国贸易顺差仍然没有中断，尽管贸易顺差规模同比减少了34.2%。说是中国经济对大宗商品需求减弱避免了去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风险也不成立。因为，在政府投资拉动下，去年中国已经进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狂潮中。实际上，相对于去年，今年中国的外贸环境应该已经局部好转。全球经济的复苏虽然脆弱，但是已经表现出好于去年的需求性。这种需求性也通过今年以来中国的“民工荒”从另一方面做了显现。因此，虽然今年大宗商品仍然保持了涨价势头，但是，贸易出口也已重获动力。两相对冲，3月逆差的到来似乎不是不可避免。
3月贸易逆差或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节后开工的工程加大了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加之大宗商品涨价，使进口额开始赶超出口额；另一方面，在2月4日奥巴马总统率府、院和舆论对人民币汇率发起最近一轮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平台G20中组建了5个成员国加入的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小联盟后，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世界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的认识开始抬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不仅限于中美之间的单打，事实上成为一对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全盘考虑，人为加大了进口。
然而，如果每次压力袭来时都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扩大进口，一是进口商品的必需性难以保证，二是会扩大国外人民币汇率的施压者们的心理预期。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进口质量下降的同时，汇率摩擦反而会增多。特别是，由于大宗商品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汇率摩擦增加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相遇时，逆差就可能出现。
中国应该习惯这样的“被迫性逆差”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除了会对国外那些不满意贸易现状的群体可能形成意外的激励，强化其在需要时进一步施加压力的情绪之外，3月逆差如果成为趋势的前兆，迟早伤及中国经济。现在尚没有造成杀伤是因为中国贸易顺差的运行机制仍然有效，而且，2.4万亿美元外储为保持经济安全性的同时让出部分外汇提供了空间。但是，贸易运行机制已经受到贸易战和汇率战的干扰，并因国内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顺畅，巨额外储本身也时不时要面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威胁。因此，我们还没有强壮到为了贸易平衡无限让利。即使长年处于贸易逆差中的美国，当其消费内需模式受到威胁时也不堪承受，何况中国经济的消费主导时代还遥遥无期。现实情况不允许我们习惯逆差长期存在。
到目前为止，这种逆差是可控的。但是变得不可控的风险也在加大。从外部看，如果对于中国贸易的种种讹诈屡屡生效，那么讹诈成本就总小于收益。当我们想控制逆差时，可能会遭到比现在更猛烈的反击。从内部看，如果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仍然过高，而矿产依赖型行业对矿产的使用率仍然低效，整合理念仍然混乱，搞不清国退民进正确还是国进民退更好，那么，“被迫性逆差”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加。
贸易逆差和顺差交互出现，本身是正常贸易结构的正常反映。在现阶段，因为调整经济生产方式、加工贸易升级换代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难题，所以，人为扩大进口平衡贸易是不得已为之。但这一套路只能作为应急性机制而不能成为解决贸易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说到底，这仍然是一种守势战略。如果经济结构、贸易结构、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不能提速，那么，“被迫性逆差”的风险就会越敞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