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文
本文将就“人口负增长时代”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观察和研究。看上去没有“金融”“财富”这两个词，但是投资、从事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对此应该有观念上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数据，它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最新出现的人口转折点。过去的人口转折点，呈现这样一些变化——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相应减慢。这是2010—2019年的情况，我们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所以是供给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人口转折点恐怕会带来新的冲击。
最近几年我们不断地对新的人口数据感到震惊。第一次是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1.3，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研究人口问题的人对此很清楚，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现的，一定是多年、长期的结果。生育率低于2.1这个总体水平，也就意味着积累到一定时间，人口惯性过去以后，一定会出现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2021年的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到0.34‰，这在统计意义上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当然，通过民政部的数据修正可能已经是零增长。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定义：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叫作“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叫“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1%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现在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我们大概10年以后进入这个时期。
这些结果的出现明显早于联合国2019年进行的人口预测，实际结果比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提前数年。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人口达到峰值，老龄化超过14%都将早于预期。联合国2022年做了新的预测，这个新的预测和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
根据新的预测，大概在2022年或者202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而且将来的差距会非常明显，我们第一次不再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了。这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稍纵即逝的，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的。同时，从2023—2035年，劳动人口大概每年以1.5‰的速度快速减少，比原来设想得还要快。设想一下，20——45岁这一最好就业年龄段的人口每年以四五百万的规模在绝对意义上减少，同时老龄化加重，这是一个崭新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情况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趋势。
前文提到，过去10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时没有需求制约的冲击，但是这一次，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变量，过去不太被重视，因为大部分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波动，即周期性。如果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大概在20年前日本的一个机构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等式右边的变量）就是人口增长速度。日本的经济增长，除了短期的波动，完全是随着人口变化发生的。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上述预测。
中国人口具有的三个效应对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我们的需求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形成，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
过去，我们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人口总量效应是导致消费低迷的第一个因素，人就是消费者，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了或者出现负增长，消费必然会受到影响。第二个是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直接影响消费。因此，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这些在相当大的层面上会抑制居民消费。
第三个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中国和发达国家在这一点上不太一样。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的工资水平由其工作年限决定，年纪大了收入水平比较高，退休以后保障水平也还可以，甚至还有财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比年轻人收入水平高，但是他们也有不愿意消费的倾向，所以在学界还有一个“退休消费之谜”的说法。中国没有这种现象，因为中国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总体上低于年轻人。同时他们退休以后还会出现一些后顾之忧，为自己的孩子、孙子辈着想，因此更倾向于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消费支出水平是随着年龄下降的，剔除医药支出后，老年人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从一个横截面和个体看，老龄化越来越重，老年人的消费不足，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这就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
未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强，短期内不生孩子会成为新常态，因此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或人口停滞—会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对于预测，也有不同的观点，查尔斯·古德哈特提出，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成为新趋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回来，我们会告别通货紧缩时代。这很难说，现在看到的通胀是有原因的，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出现过很高通胀的美国、欧洲及日本也没有，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还是由原油价格等问题导致的，因此还有一批学者，比如劳伦斯·萨默斯很重视通胀，对美国的政策会提出批评，还有保罗·克鲁格曼，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认为通胀是过渡性的，是短期现象，长期趋势—老龄化—还是让世界经济在较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可能导致高负债，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在中国，从未富先老的特征来看，我们预计消费是未来经济增长主要的、常态的、持续的制约，这是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
相应地，我们可以观察经济形势，也可以观察比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从长期与短期、供给与需求两侧、宏观与微观三个维度的两个层面，来看多种组合。实际上，人口冲击可能是长期的需求侧的宏观冲击，我们还要应对眼前的短期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影响经济增长、复苏，这主要是需求侧的。而消费的问题可以从微观层面来看，因此相应的，我们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这会成为我们保持未来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矛盾方面。过去1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提高和稳定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今后10年、20年的最主要任务是如何让需求侧因素来满足潜在增长率，在实现潜在增长率的同时，应对短期冲击也非常重要。
当把长期和短期的举措放在一起观察时会发现，它实际上和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衔接点。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国家的政策、企业的决策、个人的选择都会发生一些关注点的转变。我们都知道，人口在资源的动员、资源的配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人口的波动最终反映为不同的形态，因此人口负增长也就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少。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讲财富管理、讲金融，过去可能是为了做大蛋糕，而未来则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过去是为了动员，现在是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也让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做出新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也关注短期？因为短期会影响长期，短期不是冲击性的、一次性的，也不是不留痕迹、不留疤痕的，而是很可能会留下伤痕，进而影响长期的常态。很多人在研究周期问题、危机冲击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效应叫作“磁滞效应”，这是从物理学中借鉴来的。该效应是指每一次冲击都会造成伤痕，这些伤痕使你回不到冲击之前的常态，从而处于新的轨道上，这个新的轨道通常是一个较低的新常态。很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长期趋势都是这么变的，一次偶然的冲击就可能让变化提前到来，过早进入新常态，让你没有时间应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了我们的就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而这种消费的不足也恰好遇到了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新常态制约的关键点，两者一交汇就会留下疤痕，这个疤痕会导致磁滞效应。现在讲应对政策、讲33条，比较多的还是着眼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仅仅是生产者，还有消费者，还有家庭，后者是决定需求能不能回升、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可不可以持续的关键因素。
同时，为了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为了应对长期的需求制约，归根结底，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这些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更大规模的支出。
在一段时间内，我比较关注政府是不是应该增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应该增大社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我发现一个规律，从各个国家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是提高的。早在多年以前，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得出这个结论，即“瓦格纳法则”，并将其当作应该遵从的一般规律。根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是人均GDP达到12000——24000美元。这个区间就是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的目标，我们2021年人均GDP超过了12000美元。这13年的时间，我把它叫作“瓦格纳加速期”，在此期间我们应该显著地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减少一些，更多放在社会保障、社会供给、社会福利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叫作“福利国家的建设期”，特别是从短期来看，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也是合理举措，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应有之意，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让居民消费回归正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复苏。
那么，这对于金融发展有什么含义？我虽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通过对前文分析进行归纳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崭新的变化，这是今后我们的金融发展、发展模式、运行机制、产品的创新等都应该考虑的新因素。
第一，供给侧的制约到需求侧制约的变化，哪怕设计最简单的一个产品也都要考虑这一点。我们的金融创新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做到。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因此不论发展方向如何，我们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但是你判断方向之后，可能使的劲越大，失误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在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财政的支出更贴近民生，更贴近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我们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影响需求因素，因此这个变化可能也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最后一点，依据过去较大的收入差距，很多财富管理者把目光集中在中等收入群体上，但未来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还是较小的群体。如果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未来这十几年时间是我们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老年人、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等特殊群体，都面临着从低收入群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摘自《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与发展路径》一书）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