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文
中国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国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在全球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使中国面临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和内生性。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成功跨越显著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案；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和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也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提供的国际公共品。本章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分析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特别关注全球老龄化的影响和经济全球化的命运，揭示中国应对挑战过程中的主动引领作用。
全球老龄化：是通货膨胀，还是长期停滞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人口总量及其占世界人口比重的独特地位对世界产生影响。在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趋于下降，甚至不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结构特征仍将具有显著的全球影响。
那么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眼进行观察，才能深刻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这种环境的形成原因、组成部分和政策含义呢？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符合下列三个标准：第一，这些问题必须是全球性的，从而具有足够显著的重要性，而非无关紧要的；第二，所涉问题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有关，事件发生和问题存在的范围无远弗届；第三，在问题的产生和表现中，中国既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受影响最显著的对象。按照这三个标准的要求，我们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认识和概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首先，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和全球性的挑战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性质和走向。联合国会员国作为一个整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即老龄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5.9% 升至2021 年的9.6%，预计在2035 年和2050 年分别达到13.2% 和16.5%。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在加快追赶。即便是低收入国家，终究也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走向老龄化。鉴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的占比高达90.1%，这两个收入组的老龄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全球性人口老龄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既表现在供给侧，也表现在需求侧，并且供需两侧出现的不利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一方面，很多国家人口红利的式微乃至消失，不仅产生降低本国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还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的大趋势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甚至可能削弱需求因素支撑潜在增长率的能力。在一些国家，这就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导致经常出现增长缺口。
其次，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套利空间渐趋缩小，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确实有所减弱。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始拥抱全球化，世界经历了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也恰恰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高速经济发展和减贫成就。在中国贡献因素的带动之下，其他很多低收入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大幅度降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全球化放缓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中国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恰好呈现一定程度与此前趋势相反的特点。例如，由于人口红利式微且加速消失，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均趋于弱化。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庞大经济体，中国一些与贸易相关的指标从方向上呈现出逆转性的变化，也是合乎发展阶段逻辑的。
最后，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一些利益集团对全球化的诟病，都或多或少增强了各国内向发展的倾向。虽然冷战的结束给众多国家带来和平红利，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销声匿迹，地缘政治冲突的土壤仍在。此外，对于国家内部长期累积的难解矛盾，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习惯于诉诸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尝试转移政治焦点和舆论热点，表现为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这类做法加大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导致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使技术和供应链的片面脱钩大行其道。此外，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以及极端灾害性天气和军事冲突造成的能源、粮食等瓶颈制约，都不啻雪上加霜，在现实意义上加大了风险，从心理上自我强化了不确定性。
认识全球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经济不仅面临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也面临崭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来说，国际环境不再像以往那样，纯粹是外生的变量。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环境不仅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内生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在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反过来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化。
国际环境表现出的种种现实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风险，提出严峻挑战。然而，外部环境不是宿命，也并非不可改变。这个说法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成立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为了使关于全球化前途的认识少一点儿莫衷一是，多一些求同存异，我们有必要在讨论中更多地诉诸科学和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情绪。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把全球化前途当作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就此得出笼而统之的结论。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全球化判断中的辩证思维、历史视角和经验分析。
首先，全球化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一往无前的过程。在全球化的历史上，不仅有低潮、逆流和倒退，即使在上升期也常常遭遇逆风。所以，站在历史的视角，做出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死亡的判断，既不符合规律也缺乏证据。不仅如此，全球化甚至尚未处于垂死状态，更难以想象任何国家能够聚积足够的力量促使其寿终正寝。
其次，全球化并非普照之光，从来不曾以同等的程度覆盖和惠及所有国家、所有产业和所有人群。更经常发生的情形恰恰是，全球化的影响和对全球化的感受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我们之所以关心全球化，正是由于它给国家和人口带来各种影响，所以人们不无道理地把全球化与全球化影响同日而语。所以，全球化不是空洞的概念，也不是所有国家、所有产业或所有人的全球化，而是具体的、特指的全球化。
最后，无论是主张全球化终结的论调，还是主张全球化持续的观点，任何人得出任何结论都需要有必要的经验证据来支持。既然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倒退趋势始于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标志性的全球化指标，进行一个从那时以来的时间序列比较。从我们将给出的一些数据来看，证据是略显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并未发现世界整体的经贸活动出现明显的式微；另一方面，受发展阶段变化和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上确有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与全球化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鉴于全球化本身及相关国际经贸活动和组织框架仍然具有内在生命力，一些国家把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政策和行为虽然破坏性极强，却终究阻挡不了发展的大势。实际上，历史上每一次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总是伴随着挫折之后的大变革和大变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受到的挑战越是严峻，也就意味着重塑全球化的任务越紧迫。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中进行的国际经贸活动。因此，与其他制度和行为一样，经济全球化的消与长、存与亡取决于制度需求。现实中的严峻挑战恰恰是重塑全球化的强烈的需求信号，而不是让全球化死亡的理由。随着这种制度需求的与日俱增，全球化必然得到再生和重塑。
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全球化演变的方向通常受到两种制度需求的影响：一是，全球化的大潮流对更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新版本提出根本性需求，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技术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框架和形式；二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挫折，阻挡和对冲全球化逆流，做出一些带有权宜之计性质的制度安排，或者采取此类性质的举措，也在所难免。这两种在方向上不尽相同的制度需求，决定了重塑中的全球化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当然，在这些新特征呈现出来并争取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难免生出诸多歧途和风险。
在这些新特征中，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首先，远程办公和数字货币的普遍化使劳动力实现全球范围配置，日益替代以不受限制的资本跨境流动为特征的旧版全球化。其次，气候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断裂和全球债务等巨大风险的存在和强化，使得安全问题在新版本的全球化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先考虑地位。最后，全球化新旧版本转换的过程也将是从单极走向多极的过程，包括打破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执行话语权的一尊独大，以及通过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推动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重建。
中国如何参与重塑全球化
于己于人，中国都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引领、重塑和获益于未来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在更为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在各种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克服各种风险挑战，保持高水平开放下的发展。中国参与重塑全球化的作用领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扩大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做好自己的事情。虽然江水东流的大方向和大趋势未变，但是全球化确实正在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热衷于制造摩擦和介入冲突。与此不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中国既不会参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博弈，也不会放弃对自身利益有力有据的保护。可以说，做到既不关闭大门也不受制于人，就是维护全球化的中国贡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国际环境与经济增长出现的新制约因素结合起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正是这样一种战略部署。
第二，在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全球化饱受诟病和遭遇逆流的同时，作为贸易和投资等国际合作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也受到挑战。不同国家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纷纷表达出各自的改革意愿。在很多情况下，建议的改革方向常常大相径庭，提出的路径和举措也不尽相同。
例如，2022 年4 月，正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春季会议之际，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分别在著名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受邀做演讲。这两位曾经最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可以说是欧美发达国家意愿的代表，都在演讲中主张把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因素纳入贸易活动，耶伦还为地缘政治版的供应链重构发明了一个新词—“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建立的，长期以来也保持着开放性，之所以没有刻意强调地缘政治的需要，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国际分工和经贸活动在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都是割裂的。所以，当时的开放性和自由贸易原本就是西方国家自己圈子里的规则。如今，在世界经济更为一体化和涵盖了更广泛国家的条件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热衷于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更加排他的体系，据此提出自身的经贸规则改革诉求。对中国来说，维护自身利益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及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是一致的。
因此，中国坚定地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歧视和开放；二是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克服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困难；三是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主张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规则。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经济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时，中国也要坚定地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技术脱钩和供应链脱钩的情形。
第三，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国际经贸关系格局。归根结底，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经贸活动，遵循的是基于国家多样性和国家之间差异性的比较优势原则。为了防止国际经贸的规则制定权过于集中，经济全球化本身陷入单极化，以至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情形，中国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开放性地与各国进行经贸合作，特别是注重发展与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在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中国还需要把互利互惠原则与提供公共品的义务良好结合，做到两者在理念上更加统一，在实务中清晰界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摘自《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