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鹏 | 文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到产业链外迁的现象，并称“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
近年来，像苹果、索尼、三星、耐克、现代汽车、西门子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将部门业务或产业链迁出中国，转向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甚至国内的诸如海尔、格力、美的、格兰仕、苏泊尔等家电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设厂，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
一个大企业的外迁往往会带走当地一大批配套企业，对于国内来说，如果不能马上“腾笼换鸟”，受影响的肯定是自己，出口会下降，就业会减少，经济增长也会放缓。按理来说，产业链外迁对我们不利，为何黄奇帆却说“未必是坏事”呢？
产业链外迁
凡事有果必有因。产业链外迁是果，那么什么是因呢？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外迁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意大利的造船巨头芬坎蒂尼集团也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该公司亚太区负责人法布奇欧·费里说主要考虑了两点：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将自己的供应链调整到东南亚或其他市场，而为中国市场生产的企业自然会把供应链放在中国。二是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中产群体正在蓬勃壮大，跨国公司想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终端用户离得更近一些，从而可以对产品进行更好的定制，更好地理解这个市场，同时也有价格上的优势——当离市场更近的时候，可以减少物流供应方面的成本，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以服务东南亚市场。
这可以印证黄奇帆的观点。他说，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
当然，除了费里所说的两点原因，促成“孔雀东南飞”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都比东南亚诸国高。据统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是印尼的1.5倍、越南的2.1倍、柬埔寨的2.4倍、孟加拉的4.6倍。与此同时，东南亚诸国又采取了力度比较大的税收优惠措施，比如中国企业所得税为25%，而越南、柬埔寨仅为20%，对外资更有吸引力。
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也不容忽视。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加征了一系列关税，“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正如黄奇帆所言，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
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黄奇帆说，RCEP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在笔者看来，表面上看是中国产业链外迁，这背后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外迁的企业更倾向于把产业链迁往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负更低的东南亚国家，那里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待开发，又能绕开关税壁垒，同时还可以享受RCEP的免关税政策将商品“出口”中国内地，看起来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而对于规避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外迁之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向高端布局
而产业链外迁并不像想象的逻辑那样对我们影响很大。最近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就是明证。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8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出口5.65万亿元，同比增长8.4%。进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0.2%。分区域看，东盟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季度中国与东盟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分产品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实现增长。其中，一季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66.9%，同比增量超过1000亿元，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比去年的拉动力进一步增强。
正如黄奇帆所言，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
他的这一观点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不谋而合。姚洋注意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强劲，也就是向更多的周边国家出口，不是直接向美国出口；但是，通过周边国家向美国出口，只是游戏发生了变化，本质仍然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的生产中心。
姚洋在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中国产业链外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地缘政治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从最终结果来看，现有些产业外迁到越南，将来也是必然会外迁到越南的。
笔者非常认同姚洋的观点。我们看问题不仅要看到偶然的具体原因，更要看到根本。中国产业链外迁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下的产业链重构。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外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直接推手。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将产业技术向欧洲和美国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发展汽车、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向联邦德国、日本。第三次产业转移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欧美日发达国家的企业向亚洲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由此催生了四小龙、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第四次产业转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当前，第五次产业转移正在进行，即全球产业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是必然，是根本，在这个大趋势下，我们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优化营商环境。
黄奇帆认为，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第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技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第三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
可喜的是，部分外资正在向中国产业链高端布局。在去年全球外商投资下降40%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却出现逆势增长的态势。2022年我们实际利用外资1.2万亿元，同比增长6.3%，以美元计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过去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由2020年的1444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1890亿美元。今年1—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
（作者为《华夏时报》编委）
编辑：颜源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