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成都摄影报道
如果见过周六晚10点的成都春熙路地铁站，即使是长期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人，也一定会对“拥挤”这个词所指的场景，增加一种新的理解。
在这个繁华程度不输上海的著名商圈，随着附近的商场临近打烊，人流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入地铁，整个2号线侧式站台上几乎没有地方下脚，候车的人们甚至只能排到楼梯上。不过，一辆几乎空着的车子开来，绝大部分人都能进入车厢，并不会像一线城市的早晚高峰那样，需要等上好几趟才能上车。
这是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GDP刚刚突破两万亿的中西部超大城市的日常：一方面，背靠广大的西南腹地，内需和消费是它的经济韧性所在，打麻将、吃火锅、泡茶馆的闲适生活已经融入了成都人的血液；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辐射范围的扩张，交通拥堵、职住分离、学区房昂贵等大城市病也在这个以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的新兴城市里初露端倪。
经济总量超越杭州武汉、五年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雪山脚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站在新的台阶上，摆在这个2万亿俱乐部的“新人”面前的问题是“做强”：如何实现创新策源，如何培植产业链“链主企业”，如何聚集一流人才，如何带动周边都市圈发展，等等。
“我们以前往大做是很了不起的，怎么做强这篇文章还要开始写。”4月上旬，在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与成都市政府共同召开成都高质量发展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成都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由规模扩张转向能级提升，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由经济大市转向经济强市。
消费文化，一种新的优势
最近上映的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将外星人出现的地点设置在四川省的山区，从北京来“探险”的科学家团队从成都转道进入深山，其携带的“成都icon”熊猫玩偶还在夜晚的深山中引发了一场大火，烧坏了他们的帐篷。
这样的情节安排并非偶然为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以来，蜀地都是和崎岖、险峻、神秘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这一点，在位于川西平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四川省会成都是很难感受到的。在这里，“巴适”是一种生活：火锅、串串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坐在锦里古街栏杆上吃糖油果子，玉林西路小酒馆深夜里灯光仍然昏黄，书店保安站岗时哼着小曲小调，东安湖公园银沙滩上小朋友们撒欢玩耍……
近期成都又一次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最为外界熟知的符号——熊猫突然成了2023年的“网络顶流”。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体型酷似粽子的熊猫和花走红网络，游客们在熊猫别墅前苦苦等候，只为一睹“女明星”的真容。熊猫的热度还延续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华夏时报》记者看到，在春熙路南纱帽街的裸眼3D大屏前，许多行人站在周围等待拍摄宣传片花里的熊猫，它一出现人们就纷纷举起手机，消失时人群中往往会传出一阵失落的叹息声。
成都的活力并不仅仅是“网红”，更表现在蓬勃的消费力上。尽管人均收入不高，在全国无法排进前20名，但成都的私家车保有量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在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的《中国零售20城》中，成都排名位于上海、北京、深圳之后，连续多年占据全国第四的位置。
“如果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竞争力最核心的要素是两点，第一是要有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第二是有创新多元的文化，成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尽管科技、人才和资本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三者都是流动的，而生态环境和思想文化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一个城市在生态和文化方面有突出优势，就很有可能把高端的要素和资源吸引过来。
他还强调，消费文化是一种优势。尽管在中国经济较为短缺的时代，许多沿海城市都靠外需和国际市场拉动较快地发展起来，消费好、内需强的成都相对来说增长慢了一些。但未来新发展格局下，需求的扩大和升级才是引领城市转型和升级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成都传统消费观念好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人们为什么愿意来成都就业生活？是因为在成都能更好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成都收入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消费环境好、消费自由度高、消费成本低，所以在成都的生活水平可能比在其他城市幸福感更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上述会议上指出，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是目前全国经济今年能不能实现整体好转以及长期向好的关键点，也是成都经济好转和长期向好的关键点。建议成都实行减轻消费负担的财税政策、扩大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吸引全国中高端收入群体来成都消费。
产业，从大树到森林
从现实角度来看，虽然有了优越的硬件条件，但如何筑巢引凤仍然是一道考验政府的决心和智慧的难题。
作为新一线城市，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全国排名前列。根据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发布的2022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显示，成都的人才吸引力排名全国第6，位列四个一线城市和另一个新一线城市杭州之后。在猎聘发布的2022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报告中，成都新发职位和高端人才投递都排名第二，仅次于杭州。
对于成都来说，稀缺的是一流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从两院院士数量这一指标来看，院士最多的城市是浙江省宁波市，有120名院士籍贯都是宁波，而成都在这一排名里仍然未能进入全国前10位。
那么，如何打造城市的“软环境”，增加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成都高校此前的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探索就非常值得借鉴。2010年，西南交通大学将一件专利的专利权由学校享有变更为完成专利的教授团队与学校共有，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作价550万元，按4:6入股成都某企业。此后8年多的时间里，该项目下发工资及完成税收超过1000万元，团队分红也达到100万元。2019年，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通报表扬了这一科技发明成果权属改革的经验。
杨伟民提出，成都可以开展一次职务发明普查和确权行动，对现有的职务发明成果进行一次普查摸底及确权，由专利权单位与发明人分享股权，支持发明人及其团队组建科技型企业，发展遍地开花式的科技型企业。
除了制度改革以外，培育企业也同样重要。“没有大的企业、链主企业、生态控制的企业，就很难形成产业链条。北京的百度系、新浪系，杭州的阿里系，都是围绕一棵“大树”长出了很多链条和群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在会上指出，要培育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的“森林”。
不过归根结底，要吸引更多高端科技人才，始终无法绕开增强自身的创新策源能力这个根本问题。成都聚集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大等众多国内一流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多个科研机构，还在建设聚焦网络安全、航空航天、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西部科学城，但仍然面临着创新生态能级偏低的问题。王一鸣在会上建议，成都要争取在“十四五”或者“十五五”，在中国西部地区争创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依托西部科学城的建设，争取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落户成都。
几天后，科技部等部门4月12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提出聚焦重点优势领域，支持在西部科学城新建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支持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央企业在西部科学城设立分院、研究院或新型研发机构等。并且，允许西部科学城试点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人才吸引集聚政策，允许中央企事业单位科技人才按有关规定在西部科学城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实行专业技术人才落户“零门槛”。
做大还是做强，是个问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城市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城市要一味做大和求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通过对四大城市群里的77座城市进行分类，选取11座中心城市和14座工业强市研究发现，空间集聚走向扩散的过程深化了城市间的分工，中心城市趋向于集中数字化创新和深度工业化等高端制造的发展，而非中心城市则承担了更多工业化制造的功能。因此他认为，中心城市应该考虑与周边城市做合理分工，大城市的核心要向创新的高端延伸，大规模、少品种、增加值不高的产业要在周边配套。
这也是成都亟待解决的问题。2021年11月，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获批，成都将推动与德阳、眉山和资阳三座城市一体化、同城化发展。不过，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这几座城市都无法与成都相比。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首席专家裴长洪在会上指出，首位度比较高是一种发展的现象，如果只是一座城市一枝独秀，周边地区都很衰败也是不行的。因此要更有效协调推进成德眉资以及周边县域经济发展，在人口分布、地区优势、产业布局、交通便捷、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通盘考虑。
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则直接给出了一个对标的目标——另一个经济总量破两万亿、但级别仅是地级市的长三角县域经济大市苏州。苏州周围有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4个非常强的县级市，支撑了苏州的发展，而成都则要在这方面增强辐射能力。他提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是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要素往这里吸引，但是不一定放到中心城区，也不一定放在扩展区，也可以放在有承载能力的县。整个都市圈应该像一个城市一样，这样才能把优势发挥出来。
在具体实践中，成都作为后发城市，更有机会吸取经验教训，在提高地均产出、做好空间利用上下功夫。“城市空间也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即使再大的城市空间也是相对稀缺的，千万不要以为城市面积大就可以无限利用。”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周振华提醒，空间价值具有非均衡性和异质性的特点，特别是具有高价值的空间更是稀缺，因此更要在优化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深度挖掘空间的价值，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例如他指出，“公园城市”和“城市公园”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能按照城市公园的模式来建公园城市。公园的功能很单一，只有游玩、休闲或者观赏树木花朵，但是公园城市应该是园为底色的城市多功能的组合，经济、科技、文化舆论、公共活动空间、生活居住、生态等功能都要考虑进去。包括科研，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研发机构都是嵌在城市空间里的，并不会专门开一个高科技园区，而是应该将绿色生态嵌入各个总部经济、平台企业集聚的地方，以公园的空间价值为经济、科技、文化、生活价值赋能。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