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尔救心”向广州地铁捐赠的AED设备
本报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您知道为什么老百姓说北京东单体育中心是‘全北京最安全的体育馆’吗？”秦卓笑着问《华夏时报》记者。
不等回复，他又自问自答道：“因为它挨着协和医院。当然，要我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里安装了AED，大大提升了心源性患者的院外急救成功率。”
秦卓是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他所说的AED又叫体外除颤仪，是一种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通过电击除颤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逾54万人，平均每天约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骤停突然倒地，且这些意外超过85%发生在医院外。不仅如此，悦尔公益基金会“悦尔救心”项目人员曾品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改善中国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生存结局的努力：院外心脏骤停基线调查(BASIC-OHCA)》推算的最新数据，我国每年心脏骤停患者的人数已激增至103万人左右。幸运的是，在1分钟内对心脏骤停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术（CPR），3—5分钟内进行AED除颤，可使其存活率达到50%—70%。
然而，AED的重要性与配置情况、公共意识缺乏等形成反差。
根据《2023-2028年中国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2006年AED进入中国市场，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水平已经滞后5—10年。随着国产AED企业开始布局，我国AED逐渐进入发展阶段。
但是，公众想救、能救、敢救与否仍然存疑——“救命”的AED，何时才能触手可及？
“悦尔救心“开展“百场急救培训进社区“活动
差距
“成年人突然倒地呼吸心跳骤停更多的原因是心源性疾病导致的。”秦卓告诉记者，这种致死性的心源性疾病一般都会出现室颤。
所谓室颤即心室颤动，是一种致死性的恶性心律失常，正常的心脏以60—100次/分的速度有节律跳动，而室颤发生时，心室肌失去整齐收缩的能力，心室率可达200—500次/分，心脏完全失去泵血功能，血管里没有血液输送至全身，若不及时抢救，脑细胞将在4分钟开始出现死亡。
医学上的“钻石（黄金）4分钟”也由此而来。
“从心搏骤停患者倒地开始计时，如在4分钟内及时实施心肺复苏和除颤，抢救成功率可达50%，一旦超过该时间，每延误1分钟，成功率下降约10%。”秦卓说。
因此当发现有人倒地时，先确定安全，再判断其是否为呼吸心跳骤停，如确定是，立即求援并取得AED，同时胸外按压。若这时手边有AED，即刻使用AED——“但通常没有”，秦卓的语气有些无奈。
事实上，公共场所急救的基础条件包括急救资源的配置数量、分布密度和人群覆盖率，而我国AED配备数量确实不够，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曾品宗指出，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可配备AED数量约为300—600台/10万人，而我国仅配备约0.2—0.3台/10万人。同时，在地区上，我国AED的配置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西部欠发达地区基本没有。
而记者从《中国AED布局与投放专家共识》了解到，该共识建议全国各省市区根据区域人口基数及急救需求等因素，可以按照“每10万人配置100—200台AED”的原则，向各个地区尤其是院外心脏骤停发生概率较高的人口密集区域投放AED。
此间差距，难免让人感慨理想之丰满与现实之骨感。
难题
差距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贵”。曾品宗告诉记者，虽然国产AED的问世让其市场价格有所下降，但目前采购一台AED仍要花费2—3万元。同时，设备的日常维护，电极片、电池此类消耗品的更新也需要金钱、人力、时间成本。一来二去，各企业、单位的配备意愿就降低了。
即便配备了，会不会用、敢不敢用也是问题。
虽然AED也有“傻瓜机器”的别称，即仅需要根据语音提示按步骤操作即可，但急救培训显然可以提高抢救中的操作效率和增加公众“敢救”的底气。秦卓还指出：“虽然AED不像心肺复苏常有操作技术上的更新，但为了加深记忆，仍然建议每两年一次复训。”
但目前我国的急救培训方面尚有不足。不仅仅是AED设备，对于海姆立克法、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方法，多数公众都还停留在“听过”但没有学习和操作过的层面。“根据可查数据，急救方法学习培训的普及率不足1%，而日本、美国的普及率接近九成。”曾品宗说，
此外，针对个人实施急救，一直以来不乏有“失败了怎么办”的担忧。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项准则的发布无疑为公众更好地拥抱AED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忧虑，例如，如果施救情况并不理想，不排除可能给施救者带来心理阴影等。
“‘好人法’已经颁布，但是过往的事件带给人们的忧虑情绪过于深刻，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法律条文改变公众的旧有观念。”曾品宗说。
而在妨碍施救的诸多原因中，可能还包含一种极易忽视的因素——性别因素。
公开报道显示，日本京都大学等研究小组曾调查2008年到2015年，全日本校园内心脏骤停的232名学生当中，在急救队到达之前AED的安装使用情况，发现与男高中生相比（83.2%），女高中生接受 AED 干预的几率明显要更低（55.6%），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旁观者可能会害怕和抵触给这些女生使用AED——因为在公共场所脱掉女性的衣服可能会被认为是冒犯的、尴尬的，即便她们正在经历心脏骤停。”同时，还有观点对急救培训中使用的人体模型都多为男性表示质疑，认为急救训练多以男性假人模型为练习对象，刻板的训练和心脏病治疗的文化可能会影响公众，让其更愿意对男性进行急救。
对此，秦卓直言，生死关头哪里还顾得上性别，而其所在的博爱医院在做公众急救培训时用到的模拟人正是具有女性面容的“安妮”，“性别偏见”更无从谈起。在他看来，增强国民急救素养，提升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的重要性也因此更加凸显。“参加一次急救培训，这些误解都能迎刃而解了。”
而针对急救培训使用人体模型涉及的性别伦理问题，曾品宗补充称，目前急救培训中多配置男性人体模型，一是因为使用男性人体模型能更清晰地向学员展现培训要点，二是出于成本考虑。“但毋庸置疑，我们遵从的前提是，生命高于伦理。”
“救心”
基于以上种种难题，曾品宗分析，目前我国AED的推广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补齐地区空白，让没有配备AED的地区至少先有一个点位；其二是以点带面，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提升点位密度，减少个体到达AED所需时间。
事实上，近年来完善包括AED在内的公共急救服务能力已被写入我国的各级规划或条例。
如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对急救培训人员比例和完善包括AED在内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作出要求。此外，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审议，其增加了AED相应规定：公共场所应按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希望在考虑规模、人员情况、设置意愿等综合条件基础上，在公共场所合理投放配置AED，逐步形成网络。2021年底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中，也鼓励各单位自主配置AED。《中国AED布局与投放专家共识》列出更具体的建议，如建议单位或区域在公共场所配置AED时根据人口密度、人口流动量、分布距离等影响因素，可以按照第一目击者能够在3—5 min之内获取AED并赶到患者身边为原则。
具体到地方，如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也联合制定了《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年-2023年）》。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AED布局更是走在全国前列。
而为响应号召，悦尔公益基金会于2020年底发起了“悦尔救心”项目。
该行动以“公益×商业×传播”为理念，基于“AED捐赠+急救培训+急救志愿者+互助小程序+应急演练+政策倡导”的产品服务体系，通过为100家媒体、100个地铁站、100个社区、100所大学等不同场景捐赠1台AED以及1场急救培训的方式，以期在守护公众生命健康的同时，跨界协同实现乘法效应，推动形成相关政策倡导，解决公共空间急救设备配置不足的问题，实现AED地图查找、急救志愿者响应及数据互联，构建一个针对心脏骤停的院前急救闭环，让资源在公益领域发挥最大价值。
“具体而言，我们希望通过公众参与和媒体呼吁，最终推动以下目标实现：倡导公共场所普遍配置AED，像灭火器一样普及；公众会救、敢救，特定行业从业者全员持证；打造智能化院前急救系统，实现志愿者在救护车到达前互助响应。”曾品宗说。
截至目前，悦尔救心在全国30多个城市已累计捐赠（联网）设备263台，培训了超过9000名急救志愿者，培训人数逾万次。在悦尔救心捐赠的AED里，各类地铁站、社区场景已有多例启用记录，至少有3人因AED的配置获得生还机会。
另一种可能性
除了“悦尔救心”项目这种基于不同场景投放AED，在固定点位AED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也有人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将目光投向流动AED。
有观点认为，移动AED抢救覆盖效率是固定AED的6倍左右，如果一台AED能“流动作战”，其覆盖范围就可能从几百米延伸到几公里乃至更远。对此，曾品宗也指出，从急救角度看，如果AED能依托汽车这种随处可见的移动工具成为一种流动资源，大面积铺开，遇到心脏骤停患者的几率会增加，被救治的几率也将大大增加。
不过，落实到执行层面，企业负担费用尚觉吃力，靠个人岂非更难？
据公开信息，今年1月，河北邯郸一车主自费两万多元购置AED放于车内，并在车身侧面和尾部贴上标语：“车内配有AED，可远程开门，紧急情况，破窗取用。”2月，浙江宁波市四明户外救援队购置了10台AED放在车上；3月河南长垣市爱心志愿者联合会组建的“公益急救车队”中有3辆私家车配备AED。
“让车辆化身为‘移动急救站’是非常可行有效的方法。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全社会大规模流动的理想效果，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目前只有极个别团体或个人采取自行配置，多数时候还限于讨论阶段。”
对此，曾品宗也建议应引入更多社会资源，从政策上予以鼓励和保障，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到AED配置行动中，以此助力守住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