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三年的新冠疫情给社会各界带来了巨大影响, 公益行业更是举步维艰。
4月18日，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中国发展简报主办的“简报论坛2023”在京召开，并发布《2023疫情后公益组织的状况与诉求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三年疫情对70%的执行型民间公益机构造成了较大影响，使这些机构生存困难，甚至有21%的机构难以为继。其中省级以下社区服务型公益组织受影响更大。
面对如此形势，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执行主任张耿瑞指出，为提振行业信心，让国际驻华及本土NGO找到新的发力点，抓住当下，逆流而上，本次论坛特以“把握新趋势，破局再出发”为主题。
同时，张耿瑞强调，论坛第一要总结三年疫情下探索的成功模式，促进国际国内NGO对新发展的经验交流；第二，要帮助草根组织发声，更多关注他们的需求；第三，通过本次论坛激发公益组织抓住新趋势，促进更多实质性的项目合作、机构合作。
超50%执行型民非资助下降，七成机构依然悲观
论坛现场，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高级顾问刘忠亮发布并解读了《2023 疫情后公益组织的状况与诉求调查报告》。
据悉，发展简报于今年3月联合各地领军公益机构共同发起了调查，收回566份问卷。在剔除61份来自资助型基金会、国际公益机构、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和“其它”样本后，报告数据分析与结论来自454份社区服务型公益机构和51份枢纽型公益机构样本，以期了解疫情对执行型公益组织的影响，洞悉公益组织的诉求，并为公益政策倡导和行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
报告指出，三年疫情对于执行型民间公益组织产生了巨大损害，导致公益行业20%左右的机构关停。而产生影响最大的是资金收入方面，约52.7%的执行型民间公益组织2022年收入较2019年减少，其中28%的机构收入减少量达20%以上，更有12.5%的机构收入减少量超过40%。地方性机构的收入减少尤为严重。减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采购服务。
资金之外，对执行型民间公益组织影响最大的分别是项目实施与管理、团队维持。不过，资金影响远超上述两方面。
当然，也有一些公益组织在此过程中做到了逆流而上。在部分机构关停的时候，不少地/市以下地区，特别是社区层面，可能因疫情影响的需要新增了一些公益服务机构。
资金收入的影响也呈两极分化。虽然有上述数量的机构收入减少，但也有32%的执行型民间公益组织2022年的收入较2019年出现增加，其中近15%的机构收入增加在20%以上，更有5%的机构收入增加逾40%。收入增加的机构主要是全国性机构（24%），增加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政府采购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要资金来源方面，“政府购买服务”（58%）排第一，并远超第二来源“国内公益机构（如基金会等）资助”（38%），“网络众筹收入”（22.2%）排在第三。
至于2023年的收入预期，执行型民间公益组织总体比较悲观。
尽管2022年是艰难的一年，37%的样本表示只能与2022年持平；而收入预期比上年减少10%以上的机构占35%以上。只有约26%的样本表示会比上年增长10%以上。
“疫情后，执行型民间组织亟需外部支持‘输血’，包括法律政策、资助，以及技能支持等方面。”刘忠亮直言，三年新冠疫情已经对全国范围内的公益组织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小执行型公益组织尤为严重。当下经济效益恢复尚需时日，依赖于社会经济溢出效应的公益组织资金收入改善，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甚至还可能会继续恶化。
2023年，公益机构要准备好继续“勒紧裤腰”过日子了。今年社会经济状况如能好转，经济收益传递到公益组织的态势在明年以后有望逐步增强。
突破困局，公益组织如何逆流而上？
挑战与困难重重，为了把握当下，从“艰难守望”中逆流而上，把握国家政策、资助策略、法律法规、ESG发展四个大趋势变得极为重要。
2021年，《“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发布，明确到2025年要达成“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机制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进一步畅通和规范。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更加凸显”的目标；2022年二十大报告中提及“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今年，“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第14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此背景下，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看到了新政策指引下公益组织的发展机遇。他指出，新政策主要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以及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指导精神，这与公益组织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政策指引之下，专业治理型组织首先要做好以“捐赠”为主的基础慈善，不断满足人的平等、尊重、接纳，最终实现多方平等参与。
而作为公益慈善生态的枢纽，基金会在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公共价值等方面发挥着引领性作用。一方面，国际资助性基金会越来越重视“本土化”以及社区发展，不断调整升级自身的资助策略，另一方面，中国基金会蓬勃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强指出，当前中国基金会行业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也有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的新时代机遇。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厘清新常态下的资助战略和方向将是中国基金会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性命题。
法律方面，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到2016年《慈善法》正式实施，法律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不断发展保驾护航，在促进基金会发展、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慈善领域日渐出现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监管制度机制不完善、一些慈善创新形式缺乏有效规范等新情况新问题，2022年12月27日，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
基于慈善法的多年实施与最新修订，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科认为，慈善要下沉，为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提供切实可见的服务；慈善要专业，服务、治理、项目等专业化能力提升；慈善要透明，做好信息公开是王道；慈善要规范，防范组织和负责人的法律风险。
此外，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问题始终是公益组织重点深耕的领域。商道纵横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张圣指出，ESG如同“纽带”，将政府机关、商业企业、公益慈善联结在一起。
“ESG首要的发展趋势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次可以夯实基础，让更多企业助力共同富裕；还能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强化供应链韧性；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对于生态环保的关注，尤其会使得低碳消费步入主流，加速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张圣还总结了2023年ESG发展关键词：韧性、转型、场景、透明度和中国式。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不确定的环境因素中，公益机构需要不断寻找确定的机遇，时常唤起初心、坚定使命、敢于担当，让公益慈善事业始终正向发展。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