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文
2023年一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大增18.6%，对我国出口的拉动达到2.6个百分点；东盟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16.9%，较2022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更是大增2.5个百分点。近年来东盟已经超过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主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市场对于出口订单转移，尤其是东盟从我国“抢订单”的担忧也在不断升温。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出口市占率蹿升，但这一优势能否保持，东盟与我国之间经贸关系如何演绎，均存在不确定性。本篇报告从总量及行业的双重视角出发，探讨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竞争与互补关系的进展及变化。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关系明显加强
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我们引入了“贸易专业化指数”（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CS）的概念。
根据计算，最终求得的贸易专业化指数的取值均在0与1之间，数值越大则两地竞争性越强，反之则越弱。若取值为1，则表示两地具有完全相同的对外出口结构；若取值为0，则表示两地的对外出口结构迥异。根据UN Comtrade发布的SITC一级行业出口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专业化指数，结果显示：2012年开始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出口竞争关系便不断加强，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2021年，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这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
一般而言，RCA 值接近1表示无相对优势或劣势可言；RCA值大于1，表示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在世界的出口比重，则该国的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值小于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SITC一级行业来看，我国在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三个大类行业的出口市场具备优势，而在后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上与东盟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不过，当前我国在这两个行业上的RCA指数仍高于东盟，意味着我国相关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仍然强于东盟。而东盟在动植物油脂蜡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高于我国，这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要素禀赋有关。
尽管目前我国与东盟在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但二者的趋势变化却并不完全相同：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方面，2016年以前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下滑，东盟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二者之间差距不断缩窄。但2016年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出现回升，与东盟之间的差距并未继续缩窄，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杂项制成品方面，2012年开始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震荡下滑，而东盟则明显提升。杂项制成品中主要包含家具、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现象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出口竞争力持续减弱。
在各细分行业，我国与东盟间的竞争关系也并不相同：1）我国与东盟均具有较强出口竞争力，存在较强竞争关系的行业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装置、电气设备（包括工业大型电气设备以及家电等）、家具、旅行用品及箱包、服装、鞋靴等。其中，我国出口竞争力与东盟相近或低于东盟的行业包括电信及录音设备、电气设备、服装、鞋靴，而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家具、旅行用品、箱包等行业我国的竞争力明显强于东盟。2）我国具备较强出口竞争力而东盟出口竞争力较弱，不构成竞争关系的行业包括：通用机械、水热照明装置、未列明杂项制品（如玩具、办公用品等）。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对外贸易上的互补关系亦在加深
不断加强的竞争关系只是我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演变中的一个方面，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样不可忽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也在持续细化深化。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收益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各国之间的依赖度和互补性明显上升。虽然我国与东盟在部分行业出口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国与东盟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互补、依赖关系。
近年来，我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而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也出现改善。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统计，2010年至2021年东盟自我国进口总额由1229.4亿美元增长至3884.4亿美元，增长216%，我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由17.2%升至30.2%，同期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也由8.0%提升至10.5%。
不过与竞争关系不同的是，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并不对称。参考贸易专业化指数（CS）的编制方法，我们设计了“贸易互补性指数”，以更精确的衡量我国与东盟间的经贸互补性。
具体来说，最终求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取值均在0与1之间，数值越大则两地互补性越强，反之则越弱。根据UN Comtrade发布的SITC一级行业进出口数据，我们分别计算了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之间、东盟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结果显示：近年来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间的互补关系下降，而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间的互补关系明显提升，即在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东盟对我国的依赖度在明显加深，而我国对东盟可能却并非如此。
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与东盟在各行业的贸易互补性，我们引入了“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这一概念。当0＜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0.5时，说明两国在该行业贸易互补性较弱，当0.5＜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1时，说明两国在该行业互补性较强，当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1时， 说明两国在该行业贸易互补性极强。
分行业来看，我国与东盟在不同行业的互补关系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我国进口与东盟出口互补性较强，而东盟进口与我国出口互补性较弱。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我国对东盟进口具有较强的依赖度，包括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原料、动植物油脂蜡等，主要集中在上游原材料行业。例如，2022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来源国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东盟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全年进口量分别为269.61万吨、149.64万吨、65.14万吨、18万吨，占比分别为44.48%、24.69%、10.75%、2.97%。我国自东盟进口的棕榈油占我国棕榈油进口总额的比重更是常年超过90%。
2）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互补性较强，而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互补性较弱。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东盟对我国进口具有较强的依赖度，包括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等，主要集中在中间品行业。东盟对我国纺织原材料进口依赖度高，2022年越南服装产业链使用的棉花、纱线、织物等纺织中间品自我国的进口比例达到50.3%。
3）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我国与东盟间联系紧密，双方相互依赖度较强，包括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等。从更细分行业来看，在这两个行业中可以明显发现东盟对我国出口的生产制造设备具有较强依赖度，如在动力机械及设备、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行业。
小结
当前，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是竞争与互补共存的局面。尽管近年来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有所加强，但其中互补关系也不可忽视。分行业来看，我国与东盟在不同行业的出口市场上经贸关系差异显著：
1）我国与东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的竞争关系较为明显。从服装出口来看，2013年至2019年，我国出口市占率由40.5%降至33.0%，而同期东盟出口市占率由9.7%升至13.7%。疫情爆发后的2021年，我国服装产品出口市占率虽小幅回升到34.7%，但也仅与2018年相近，而东盟则继续攀升至14.1%。不过，东盟对我国纺织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度较高。
2）我国与东盟在机电产品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对我国出口的生产制造设备具有较强依赖度，如在动力机械及设备、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
3）我国对东盟的原材料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矿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油脂等规模相对较大，而与新能源产业关系紧密的镍矿等对东盟的依赖度也较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低端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并向外转移是大势所趋。与东盟相比，我国在经济体量、发展阶段、人口数量、技术水平等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决定了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替代作用相对有限。根据世界银行WDI的数据，我国2021年GDP总量大约为17.7万亿美元，而东盟整体GDP约为3.3万亿美元，占我国GDP总量的18.9%；人口方面，2021年东盟总人口约6.73亿，约为我国人口的48%；人均GDP方面，仅有新加坡和文莱明显高于我国。
从提升出口竞争力角度来看，韩国出口部门的转型发展值得我国参考。随着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学界一度出现日本、韩国“产业空心化”、出口竞争力下滑的论断。但实际上，日本与韩国在制造业以及出口市场上的表现大相径庭：1982年至今，日本出口市占率由6.51%降至3.31%，接近腰斩，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也下滑至20%左右；而1983年至今韩国工业份额均维持在25%以上的较高水平，近年来甚至一度超过30%，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出口市场份额也表现强劲。
我们认为，韩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韩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节约企业成本。如交通运输、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将降低企业的运输、管理、财务费用等成本，通信服务业发展将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并提升生产效率等；2）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轻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的制约；3）将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可以使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提高其核心竞争力；4）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并通过知识外溢等渠道形成正外部性。
从1960年到2018年，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提高，韩国制造业份额也在提高，且其中制造业份额的增长主要来自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仪器、电气设备、机器设备以及交通设备等引领制造业产业高端化的行业。作为对比，近年来日本的交通运输、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在GDP的占比均出现了下滑。可见，韩国强势的研发、设计和电子商务部门，对提高韩国制造业附加值、以及促进产业升级调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是，韩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提升，有助于韩国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一方面，韩国通过集中资源打造主导产业的产业政策，形成若干重点产业集群。例如韩国颁布了《汽车工业育成计划》、《半导体芯片保护法》、《21世纪电子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支持政策。2000年开始，韩国汽车、化学、电子和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四大行业的产值占韩国制造业总产值持续保持在50%以上，近年来更是上升至接近60%，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而2021年日本最大的四个制造业行业占其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尚不到50%；另一方面，韩国举全国之力，通过信贷资源倾斜、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打造行业巨头，现代、三星等就是典型。2022年韩国10大畅销车型均来自现代，2022年三星手机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为22%，位列第一。
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稳定我国出口市场占有率，推动我国出口部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其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定义，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货运仓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贸易、生产性支持服务等10大类。目前，我国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为实体经济重要基础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2023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其中特别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这充分反映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往后看，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加大对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先进制造业往往以集群的方式存在，并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产业集群也不断涌现，如上海市集成电路集群、深圳市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无锡市物联网集群、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等，但产业集群的集中度仍有待提高。因此，可以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并加强头部企业对产业发展的牵引、推动效应。
三是，继续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为出口导向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我们测算，过去两年我国新增制造业投资中，出口部门贡献了6成左右的终端需求来源（参见我们报告《中国制造业投资全景图》）。因此，稳定出口对于稳定我国制造业投资，以及为制造业投资沿着增加值链条的不断跃升都是至关重要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出口增速的下行，稳外贸、稳外资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关政策不断推出。2022年9月商务部印发了《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增强外贸履约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保障能力等多方面提出若干政策措施。2023年两会预算报告同样提出“支持加力稳定外贸”，并在贸易协定、税收政策、跨境电商、自贸区等多方面做出了部署。2023年4月7日举行的国常会再度指出，“要针对不同领域实际问题，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此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雨绸缪，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202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方面，均做出部署。短期内，应继续落实好当前的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减轻我国出口下行压力，并为出口部门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
（作者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