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教育领域向来“吸金”，其中，高校更甚。
2023年5月9日，由瑞士百达集团支持、公益咨询机构明善道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明善道”）发起并编写的《2022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下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基于高校基金会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得出：2021年，国内高校基金会接收了254笔金额大于等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大额捐赠，到账总额达86.04亿元。
当《报告》明晰了高校大额捐赠从哪来、归于何处等捐赠信息的同时，在“无大钱，无大学”的调侃中，社会也将目光投向了高校捐赠本身：高校真的需要社会捐赠吗？高校大额捐赠究竟是慈善还是投资？若不能“一捐了事”，大额捐赠人还将面临什么？
基于此，《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明善道总裁赵坤宁，在她看来，“社会助力大学发展的黄金年代已经到来。目前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成为大额捐赠的主要流向，且持续攀高，今后还将延续这一态势。”
另一方面，高校大额捐赠领域在国内刚刚兴起，无论是社会助力大学的发展，还是具体到高校大额捐赠，迎来一片“坦途”的同时，也仍在“坎途”。
“黄金年代”：钱从哪来，往哪去？
《报告》的发布将时间指针拨回至两年前。2021年，尚在波折与希望交织的战“疫”时期，和其他领域一样，公益慈善同样受到波及。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数据，2021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量约为1450亿元，较上年下降5.48%。
然而，在整体社会慈善资源增速收窄的背景下，捐赠人对于高等教育的关注与投入热情不减。根据《报告》，2021年全年共统计到254笔大额捐赠，为2015年以来的新高，较上年增长了41%；到账总额86.04亿元，仅次于2020年的106.49亿元。且其中188笔为新发起的大额捐赠项目，亦为7年来新高，新发起项目的协议捐赠总额达85.04亿元，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发布会上评价称：“这彰显了捐赠人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的慷慨捐赠是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添‘翼’，为社会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很值得珍视与重视。”
那么，谁在添“翼”？
同上年一样，企业和企业家依旧是高校大额捐赠的绝对主体。《报告》指出，2021年80%的大额项目均由其捐赠，且其中超过一半由民营企业或其基金会捐赠。在企业和企业家捐赠的项目中，过去7年由上市公司或其负责人出资的数量逐年上升，2021年占比已达39%。连续对比来看，2015以来由上市公司或其负责人捐赠出资的捐赠项目数呈上升趋势，其2021年的数量已是2015年的2.4倍。此外，股票捐赠亦呈后起之势，已占到2021年新发起大额项目协议捐赠总额的18%。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高校大额捐赠中，校友捐赠的比例大幅提高。
《报告》统计到2021年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99个，在总项目数中占比近40%，显著高于上年的28%。其中，16％的校友大额捐赠人来自于信息技术服务业，排名第一；房地产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紧随其后，体现了高新技术企业家对于回馈母校教育的热情。在校友捐赠的大力支持下，华东地区高校大额捐赠大幅增长，在2021年接收了全国40%的高校大额捐赠项目和约一半的到账总额，并首次超越华北地区。这其中包括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赠的2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厦门大学100周年校庆收到的近20笔大额捐赠等。
聚焦到捐赠的用途，赵坤宁指出，校友捐赠人更愿意为大额捐赠设定明确用途，且较于其他捐赠人，对师资建设类项目热情更高。同时，在“双一流”的政策背景下，学科建设类的大额捐赠项目大幅增长。“在披露用途的项目中，近一半（48%）的项目把学科建设列为用途，比2020年高出近10个百分点，但具体学科上医学依然是最受青睐的，而后是材料、化学、生物等理工科的学科，而经济、教育等社科类学科近年有所收窄。”赵坤宁说道。
基本的捐赠信息图景之外，《报告》还发布了2022“青云壮志榜——对中国高等教育最有承诺的大额捐赠人榜”。2021年有17位为新增入榜者（在2015至2021年间发起至少2个高校大额捐赠项目的捐赠人），增长堪为迅猛。在上榜的66位捐赠人中，面向高校发起2—4个大额捐赠项目的上榜人占比超过92%。目前榜单第一梯队（发起10个及以上大额捐赠项目）由国强公益基金会和唐立新并居榜首，爱尔眼科发起的湘江公益基金会、邵根伙，以及泰康人寿则首次进入第二梯队（发起5—9个大额捐赠项目）。
“坎途”：无大钱，无大学
无论是保持成长态势的捐赠数据，还是更看重承诺和持续行动的“青云壮志”榜单，都足以说明在众多大额捐赠人的持续关注下，高校基金会和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不过，“青云壮志”之外，保障社会助力大学发展这一“黄金年代”的发展仍在“坎途”。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修订印发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校收入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捐赠收入属于其他收入。
而赵坤宁告诉记者，目前，政府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仍是公立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社会捐赠收入在国内绝大多数高校总收入的占比都不足1%。但同样以政府拨款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欧洲大学，如日内瓦大学，慈善捐赠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可达4%—5%，在美国的部分顶尖公立高校这一比例甚至可达16.1%。“这说明国内高校社会筹资，尤其是大额筹资，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究其原因，国内高校普遍为公立背景，且高校基金会作为大学凝聚各方力量办学的平台出现时间还较短，这就导致目前校友捐赠文化建设起步较晚，校友捐赠总额总体不高，社会捐赠在高校收入中占比也因而较低。《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高校基金会已经普遍认识到校友工作对于大额筹资的重要性，但亦表示其校友工作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亟待提升。
另一方面，从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在项目管理的规范性和信息披露现状均不容乐观，在2021年接收的大额捐赠中，仅有4%设立了专项基金，10%接受了专项审计，5%在基金会年报、学校或基金会网站以及专题网页上均做出披露。透明度不足对于大额捐赠也存在潜在影响。
但无论如何，“无大钱，无大学”的调侃并非无中生有，受到以上因素影响产生的这不足1%的社会捐赠收入，不可或缺。
对于高校来说，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都需要持续投入，若办学经费仅靠单一的财政拨款，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公共财政缩水，学校就可能面临只有兜底资金，而无向上发展预算的窘境。
赵坤宁举例称，以被网友调侃的“最穷211”西北大学为例，其虽然是一所省属一流高校，但由于陕西省财政能力有限，2020年西北大学的办学经费仅为8.45亿元，2021年提高至14.18亿元，虽然在省内排名居前，但较于同年浙江大学34.1亿元的办学经费，差距显而易见。
此外，财政拨款通常只能满足高校发展的规定动作，如教学经费、教职员工工资、设备购置等人才培养所需的一般性支出。学校要想争创一流，就必须创新发展有自身特色的项目。这时，社会捐赠则能为高校创新承担风险，既提供资金，还能带来社会和市场的资源和视角，帮助高校更快提升整体实力。
也正是因此，2018年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设高校要建立多元筹资机制”。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380号（教育类404号）提案答复的函》，鼓励各级财政通过完善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引导和鼓励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各级各类高校吸引社会捐赠，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捐赠，只是公益的开始
当政策与现实需求都为社会捐赠“撑腰”时，社会当然有理由期待高校大额捐赠将迎来更好的发展。但从更加专业的角度而言，这只是新的起点。
“捐赠只是公益的开始，随着资金一起涌入的还有需求。”大额捐赠人在做公益时一般都会有两个目标：第一，希望大额捐赠发挥其效，并产生更大影响力；第二，要降低和控制大额捐赠涉及的各类风险。赵坤宁提醒，来自于商业创富的大额捐赠人，对于做慈善也需要有一个认知，即投资越大，风险越大。
在她看来，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行为相比，捐赠人和出资人确实都投入了资金，但是目标设定不同。“大额捐赠是一种不以金钱回报为目标、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而我们用‘投资’来作类比，就是为了帮助大额捐赠人更好地理解它和投资的相似之处，对可能面临的风险有所了解，并在捐赠之前作出理性思考。”
由于大额捐赠的金额巨大，通常不是短期内一次性捐赠到位，也并非仅靠一次短期活动就能实施完成。它可能涉及一个机构多年的预算，而这就意味着涉及未来多年的管理。那么，风险自然随之而来，如机构、项目的可持续性，以及如何应对调整和变更，如何进行成效衡量等。
鉴于此，赵坤宁直言，对于大额捐赠人来说，也需要做市场调研、需求确认、项目评估和项目管理，如果没有规划、设计、风险控制，仅简单粗暴地认为公益就是捐赠，那么结果常常不如人意，甚至让捐赠人大跌眼镜。
“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做好公益，更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控制风险。同时，只有方方面面的专业性才能为大额捐赠保驾护航。”她强调，大额捐赠管理与校友文化建设对社会力量助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未来，大额捐赠人、高校基金会和专业服务方在这些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而明善道也将在持续发布该领域报告以外，通过为高校基金会和大额捐赠人提供培训、咨询等服务，更好实现这一目标。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