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翰德人力集团董事长 仲崇峰
本报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
他不是个人财富最自由的企业家，却在2021年设立全国最大规模个人慈善信托。
他没有接受过公益专业训练，却拥有先进的公益理念——公益需要专业化和创新，需要借助商业方法，实现项目及机构可持续发展。
他大笔捐赠悦尔公益基金会，却一直格外低调——不冠名，不报道，不搞捐赠仪式，不指定用途，相信悦尔公益团队专业性，给予尽可能的发展助力。
“去年是我公司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年，即便如此，我还是给全员逆势加薪，普调15—20%。”北京翰德人力集团董事长仲崇峰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仲崇峰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校友，现在他还担任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下称“悦尔基金会”）理事，且大额捐赠公益慈善事业。
历经三年新冠疫情，如何让企业维持生存并健康发展下去，对企业家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仲崇峰非但没有降薪裁员，反而给全员加薪，底气何来？不吝创业多年积攒下的一些家底支持公益慈善，初衷何在？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专访仲崇峰，听他讲述难忘的人生过往、艰难的创业经历以及创新的公益想法。
采访那天恰好仲崇峰在学校上课，校区里人头攒动。他穿过嘈杂的长廊急匆匆向记者走来——红色长袖运动衫配深色运动裤让他看上去爽朗干练，黑框眼镜则平添几分内敛沉稳。
说起疫情期间的“逆势加薪”，仲崇峰略做沉吟：“我这个人内心有一种倔强，我坚信自己的公司能够熬得过周期。任何时候都能够体谅同事们的不易，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未来，这也许是常年做公益赋予我的一种特质：同理心特别强。”
仲崇峰祖籍吉林长春，大学就读财经专业。2002年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就和后来创业的主打项目方向“人力资源”相关。做了没几年，说自己“本性就有点不安分”的仲崇峰开始创业。据他介绍，创业三四年，公司市场份额就在当地做到了行业第一。仲崇峰觉得应该到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2012年，他将核心部门“交付中心”留在长春，把公司管理总部迁至北京。
对于仲崇峰而言，人生第一次对公益慈善有所触动的回忆并不算愉悦美好。2005年底，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导致身体半侧偏瘫，用医生的话是“九死一生”。老人家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须长期在医院康复治疗。那段时间，作为家中独子的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父亲，也在医院认识了很多病患及家属，这也成为他后来牵手公益的缘起。
“在医院，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偏瘫老人和脑瘫孩子。那些镜头，我至今难忘——脑瘫孩子歪着脑袋，流着口水，目光呆滞地一点一点往前挪步，还一边不受控制地‘大笑’，在他们身后是一个个无奈又悲痛的父母。”仲崇峰说。
脑瘫，全称脑性瘫痪。是指婴儿出生前到出生后一个月内脑发育早期，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非进行性脑损伤综合征。这些患儿的身体表现不受自己意识控制，他们的家长为此无奈挣扎的同时，还经常遭到误解甚至嫌弃。
“当时，那些家属在一旁搀扶着患病儿童，有的还一边走一边默默流泪，脸上流露出无法言说的痛苦与艰难。那时，作为一个肩负着父亲高额医疗康复费摇摇欲坠快到谷底而奋力求生的人，我发现还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经历着命运考验的人，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有能力帮助所有人，让他们走出困境。”说起这段往事，仲崇峰目光沉沉，思绪似又回到当年。
这些脑瘫孩子的家长告诉仲崇峰，有些脑瘫儿虽然有康复希望，但康复不见得就能自理生活；就算能自理，也不代表未来他们可以实现社会生存。正因如此，这些父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先于孩子离世，太多不确定性可能让孩子的生存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当时我的心底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在反复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帮他们！”仲崇峰说。
那时的仲崇峰参加工作没几年，手里没什么积蓄。父亲偏瘫后，需要大量资金维持日常治疗，好不容易赚点钱，几次手术就花得精光。四下望去，他找不到可以倚靠的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负担让他倍感压力和无助。但“一旦有能力就要帮助他人”的发愿，就像一颗蓄积能量的种子，自此在心底扎了根。
2008年仲崇峰选择了创业。公司盈利后，他也开启了慈善之旅。从自己寻找捐助对象，到与专业公益慈善机构合作，做一对一救助至今，看到自己昔日的誓愿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步实现，仲崇峰特别感慨。“其中一对双胞胎脑瘫男孩这几年健康状况有明显好转，老大的身体改善很多，老二已经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们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这太不容易了！你不会想象到他们曾经有多么的孱弱和无助。”
2018年，仲崇峰的父亲带着家人的爱与不舍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他创业已经过去10年。让他略感安慰的是，长期卧床的父亲始终被细心呵护，十年间从未生过褥疮。虽然后期父亲已经无法与他语言沟通，但他知道，父亲不仅全力支持他做公益慈善，而且打心眼里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2022年，仲崇峰带着14岁的儿子为公益走戈壁，全程四天。此次活动是为春苗基金会早产儿公益项目开展爱心捐赠。儿子说：“每当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每向前一步都可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就又有了动力。＂仲崇峰笑称，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的感觉真好。
作为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企业家，仲崇峰对商业与公益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做公益慈善不是单纯捐款，而是要让宝贵的公益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最好由专业的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执行；“公益就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旧有观念亟待打破，公益人不是‘喝西北风的天使’，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优秀的专业公益人应被授以高薪，让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做公益。
2021年个人发起当年最大规模的慈善信托，让仲崇峰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异类，但他坚定的选择此生与公益相伴，“未来若有能力，我还会做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事”。仲崇峰坚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他希望有更多的高净值人群加入公益慈善事业，成为这一领域的布道者和先行者。
采访最后，仲崇峰说：“今天我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一些财富，但并非拥有这些财富就可以恣意享乐，圣人言‘得天独厚者，须替天行善道’，所以我回馈社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访谈：
公益慈善需要专业化，草台班子不长久
《华夏时报》：三年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对你的企业有影响吗？
仲崇峰：新冠疫情过后，如何能让企业健康地活下去——对所有的企业家来说似乎都是难题。去年是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出现了多年从未有过的负增长。公司大部分员工在长春居家办公两个多月，居然没出现任何错误，有些不可思议——我们毕竟是人，有喜怒哀乐和情绪起落，不像AI是按照设定好的程序操作。遇到困难和挫折，公司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努力且标准化地完成自己工作。这个时候老板必须要站出来，要给大家足够的安全感，做得好就要加薪！这实际上也传递了公司股东层面的乐观和信心，就是“不要紧，大家坚持下去，难关肯定能过去。”
《华夏时报》：为什么要个人发起大额慈善信托？于你而言，意义是什么？
仲崇峰：其实最初我想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但我并不知道这几年基金会注册难度已经很大了。后来一位中欧校友给我做了次有关公益科普，建议我不如做“慈善信托”。虽然运作形态不同，但两者目标一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鉴于本身职业限制，我不可能拿出全部精力投入公益。一旦成立基金会，专业化运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光是自己捐钱，还要培育募款能力，把事情做好且良性循环。但我发现自己募资的能力还不如赚钱的能力，建构资助型的公益慈善形态比较契合现实需求。综合考量，我决定尝试慈善信托。
当然，慈善信托的管理与执行需要有专业的公益机构来做支持，悦尔基金会刚好有专业度，兼顾实操型及资助型，大家一拍即合。这其中我的基本认知：公益慈善必须要走专业化道路，草台班子是不能长久的。其实最初也没敢想做这么大，但自己觉得能力可及的时候，为什么不实现它呢？
《华夏时报》：你设立“慈善信托”后，周围的人是什么反应？
仲崇峰：说实话，当时我的朋友圈还挺关注这事的。很多人第一反应都觉得我做这事肯定和个人经济利益挂钩，第一句话就是“能避税吗？”（实际上，这一单慈善信托没有获得任何免税票据）他们这么想我也能理解——如果没有私利驱动，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也是时下大多数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误解。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决定了对做公益这件事的看法大相径庭。就拿我自己来说，即便当年刚创业没几个钱，我也经常想要去帮助别人，没有那么多杂念，是我内心价值及情感驱动。这一选择，跟拥有财富多少没关系，跟做公益可能带来社会名誉也没关系。
记得中欧商学院开学第一课是芮萌教授讲《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倡导企业家们在做好本分的同时，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理念我颇为认同。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公益慈善，希望影响更多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呼吁大家一起关注和支持公益。受我影响，一个企业家同学决定每年捐1000万元，以支持某科研型院校做科研，并表示要持续捐赠下去。
《华夏时报》：对此，你有没有一点成就感？
仲崇峰：太有了！比自己做成事还高兴！要知道我这位同学是非常有主见的人，不会轻易被别人左右。如果做公益这件事能够被他接受，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有意义的。
“公益+商业”复合型人才是行业稀缺
《华夏时报》：你如何理解公益与商业的关系？
仲崇峰：我个人认为，公益与商业可以融合发展。我比较认可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及影响力投资等公益创新范式，这些新型业态一旦孵化成功，对社会反哺作用不言而喻，但因为前期风险较大，需要专业团队介入，包括投后管理。
我特别支持公益组织去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达成的。比如慈善资产增值保值问题，难免会和投资理财有交集，但这部分工作就并非公益人的专长所在。
据我所知，悦尔基金会已设置慈善信托、公益创投等内部专业部门，配置多名专职人员，已经开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其中，在慈善信托业务板块，除了管理、执行我这边发起的平安翰德慈善信托外，团队于2021年还成功设立了广州市首单以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人的慈善信托。
悦尔基金会创始人兼秘书长吕宗恕告诉我，团队正在构建一种“公益×传播×商业”的悦尔公益创投模式，探索不同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路径，预计今年会在局部地区展开试验。这不是一种常见的风险投资行为，而是一种多角色参与的公益创新。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公益应该创新、可持续，应该借鉴商业相关的手法与模式，但目前大部分公益组织并不具备与商业交融的能力。
仲崇峰：对。我有一位中欧校友是某基金会秘书长，因为组织发展需要，公司会在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他们一些专业的义务支持。该秘书长校友曾告诉我说，“我们做公益可能是一把好手，但内部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都不够专业，需要学习和提升。”所以，成就任何一件事或一个行业，你光有概念不行，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支撑。但目前“公益+商业”的复合型人才其实很少，没有一定体量的公益专业人才，怎么可能把这个行业支撑起来？
《华夏时报》：你觉得商业公司领导人和公益组织负责人有何异同？
仲崇峰：从底层逻辑上说，商业公司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其专业能力和价值核心有相似之处。商业公司管理者要做好人力管理，要明晰财务，要理顺运营，要开拓市场，要具备发展前瞻等。而公益人或许喜欢仰望星空，一腔情怀和理想固然好，但这些东西很快就会随着时间消耗殆尽。我以为，运作一家公益基金会，只有理想和情怀远远不够。如果有些太情怀的东西总在天上飘而不落地，对于像我这种实操型的人，就很难融入。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公益项目也需要竞争吗？
仲崇峰：当然，做公益项目也要像商战竞争，有正当竞争才能产生良性循环。我做企业多年，现在加入公益队伍，对公益组织的观察也有一段时间，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公益组织的格局还是太小了，可能他们更专注把自己的小组织做好。我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初心走“歪”了，只能说他们忘了公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因为不管谁大谁小，不管谁来做、怎么做，公益人的使命都一样：为帮助弱势群体而努力，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奋进。
社会公众的公益意识还在形成中
《华夏时报》：据你观察，当下中国社会公众的公益启蒙完成了吗？
仲崇峰：作家莫言说“面对生命和生存，道德是没有力量的，道德是人吃饱了以后，才去想的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公益的发展始终要溯源——社会整体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大众的公益慈善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恢复到新冠疫情以前，我相信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公众都会有参与公益慈善的意愿，假以时日，公益才会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和发展趋势，它其实跟社会文明程度高度关联。
如果我们的社会公益启蒙已经完成，那么我想大家对我大额捐赠做公益慈善事业这件事就会有天然的理解。
《华夏时报》：身兼企业家+公益人的双重身份，你对未来公益之路有何期许？
仲崇峰：说实话，作为“半个”公益人，和悦尔基金会秘书长吕宗恕他们这些常年深耕一线的公益人相比，我对这个行业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和提升。
我希望公益慈善事业能影响更多人，特别是中国高净值人群。这种影响不应只是高净值人群捐赠资金，更多是通过他们的认知和实践来助力公益引领。
如果中国公益事业能够不断有高净值人群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那么对社会推动的意义就太大了。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高净值人群成为公益事业的“布道者”和先行者。如果能通过他们的商业企业积累赋能公益组织，助力公益行业成长提升，未来美好社会必将值得期待。因为公益的能量不可低估，公益能够实现跨界多元的无障碍触达。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