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本报评论员
当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说“半个子儿也不会给希腊”时，是什么让他食言，并拨出了224亿欧元放在了救援希腊的计划中？当希腊获得欧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00亿欧元的保证后，是什么让半数希腊就业人口罢工，使债务危机加速转化成为社会危机？
没错，是标准普尔。如果不是标普两天内将3个欧洲国家降级，那么，欧洲很可能还在悠闲状态中喝着咖啡讨论着债务危机的问题，间或偶尔骂骂该死的美国人闯下的金融危机大祸，而希腊政府也不需要在铺垫不够的情况下，对于传统的福利型制度动手。火气很大的不光是希腊民众，整个欧洲政界也很火大。巴罗佐说，如果有人要搞欧洲，那么欧洲将立刻出台政策反击。
很明显，巴罗佐说的不只是标准普尔。在充满被陷害的愤怒中，许多欧洲人都倾向于认为，在标准普尔的后面还有人，不管是什么人，但一定是美国人。在这时候，指责国际评级机构总是为投行服务而不真正客观公允，就已经没意思了。阴谋论已经甚嚣尘上。
作为同一意识形态圈的故友，美国人为什么要搞欧洲？一个合理的猜想是，欧元追赶美元追得太近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人一直在力保美元。越是危机美元越强。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经济复苏还不确定的时候，美元强势而欧元弱势，可以让美国控制不确定因素时对自己更有利。第二个合理的猜想是，欧洲与美国处在同一经济链条的经济体，欧洲自顾不暇对于美国的复苏战略有帮助。第三个合理猜想是，当美元强而欧元弱的时候，由于美元是结算货币，那么原油价格就会被压制，这样，通胀就可以控制，而美国可以继续维持零利率政策，夯实复苏的基础。如果说猜想就是猜想，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实证据的话，那么我可以提供一个历史证据。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会习惯上牺牲盟友。1985年是日本，那么，这次会不会轮到了欧洲？
正是在这种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之中，导致了松散的、一度被认为会分崩离析的欧洲团结了起来。德国掏钱之后，欧元区分裂的危险暂时消除了。但是，如果其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信用等级继续下降，那么事情将会失控。不仅是欧洲会失控，而且会连带到美国。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欧洲的债务和标普的评级，将成为美国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可能会掉下来，也可能不会，看美国怎么算账了。但无论会不会，面对这把剑，你还敢相信欧元吗？你要避险，还得买美元资产。这样，与美国的出口战略相配合，美国将获得两个优势：一是尽快复苏，二是强化美元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传导到欧洲的不仅是头疼的债务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果这种局面持续较长，那么，欧洲引以自豪的社会形态也将发生变化，福利型社会将面临空前挑战。债务危机将让欧洲走向何方？
首先，通常倾向于中产阶级和下层利益的左翼政治将稍微受挫，除非找到不影响中下层利益又能得到钱的办法。在金融危机初期，欧洲左翼政府的表现更为出色也更为积极，但在后危机时代，因为无法在债务与中下层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所以声势减弱。这正是英国大选所呈现出来的特点。而里根-撒切尔主义将卷土重来。
其次，福利型社会被迫向经营型社会转变。不仅民众的福利、薪酬待遇将更少地由政府买单，政府本身也将向经营型转变。在我们习惯于外汇第一富裕国的时候，许多传统发达国家将承受30年前的中国一样的缺钱之苦，并且为此转型。
第三，欧美将进入新一轮争吵期。上一次欧美分化是因为伊拉克战争，欧洲被美国划分为“新老”两个欧洲，而这一次，有债务问题的欧元区90%的国家会对美国心存疑虑，还要加上爱尔兰。国际金融秩序的局部，将出现权力真空。如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这一真空将由与美国不在同一产业链的国家填补，包括中国。不过，欧美的分化不足以影响政治和军事权力格局，如同日美关系20年来的演变。
第四，在美国拥有发球权的情况下，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不利于美国的利益。除非美国的发球总是出界，或者欧洲制造业如同最近被火山灰困扰了一周的航空业，失去强大出口动能。
好了，现在欧洲的两个公敌已经明确地站到了面前。一是美元，二是福利。如何适应美元的攻击，改革得了肥胖症的福利制度，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都将困扰欧洲的政治家们。而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这一次经济复苏进程中，欧洲将在后排跟随，而不可能起到率先作用。这种跟随焦虑，有可能让欧洲今后在贸易领域变得更有攻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