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一片漆黑的世界里，只有吹风机在呼呼作响。
9月18日清晨的某一刻，北京会议中心9楼的一个房间里，两个人面前的世界是重叠的：残疾人亲友代表、中学教师赵智荣朦朦胧胧地从睡梦中醒来，听到同屋的视障女孩黄莺正一个人在浴室里吹头发。等她起床后，黄莺已经吹干了头发。于是她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这个几乎全盲的年轻姑娘十分熟练地徒手擦好了粉底，又拿起睫毛夹，准确地夹住睫毛，向上卷着。
“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是28岁的盲人女博士黄莺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但如果没有亲眼见到，还是很难想象她可以独立做到这么多事情：自己洗漱、化妆、买衣服，独立出行、坐火车，熟练使用手机回复消息、网购、直播，甚至坐羊皮筏子、开碰碰车……尽管她不能用眼睛看到世界，却从未停止用心灵去探索未知和追逐梦想。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让人愿意相信，黑暗困不住拼搏不屈的灵魂，勇气和坚持同样可以创造出五彩斑斓的美好。
9月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黄莺，听她讲述自己和身边的一群90后视障年轻人“盲着看世界”的故事。
9月18日，黄莺参加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受访者供图（下同）
光环之下，明盲之间
黄莺是中国盲人高考史上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2015年，在中国普通高考引入盲文试卷的第二年，她以高出宁夏理科线85分的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普通高考进入“211”重点大学的盲人学生，击碎了社会舆论对盲人参加高考“浪费社会资源”的刻板成见，也因此备受大众和媒体关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全国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荣誉，都是她身上的一道道光环。
和这样一个女孩住在一起两天，作为一个健全人要如何去照顾她，如何跟她相处？赵智荣起初也想了很多。一开始本来想着自己先入住，在房间里等黄莺来，没想到一推门进来，没人陪护、独自坐高铁从武汉来到北京的黄莺已经坐在了屋里，甜甜地对她笑着：“赵老师，我眼睛看不见，这几天得麻烦您帮我打饭啦。”
在陌生的环境里，盲人确实不能做到所有的事情——比如在自助餐厅需要别人帮忙打饭，到会场就坐也需要引导，但在熟悉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却并非如此。在学校食堂里吃饭，黄莺有自己独特的技巧：虽然看不到每个窗口的菜单，但是有志愿者学姐帮她做了一个电子版菜单，写清楚第几个窗口卖什么食物、价格是多少。她记住菜单后，每次心里都默数着距离，走到附近再问一下她要的饭菜在哪儿，这样就能成功打饭。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是，有一天她拍了一个自己打饭的视频发到抖音上，网友在评论里告诉她，在她说某一句话时，地面上正好有100元钱。
“跟她一起交流、生活，有时候我甚至会忽略她是一个盲人，好多事情她居然都能做。” 赵智荣感叹。跟黄莺相处过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她现在的室友萌萌也说，“我以为和她生活在一起，我需要照顾她多一点。没想到她自理能力超强，完全可以照顾我，是个很贴心的小棉袄。”
9月18日，参加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宁夏代表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前合照。
除了参加毕业典礼或者大型会议等流程严密的活动外，黄莺完全不需要别人搀扶着走路；她可以像普通同龄女孩一样，一大清早起床，完成洗澡、吹头发、化妆一套流程，不会耽误出发时间；她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套好被套，可以追新出的综艺，是《奇葩说》的铁粉；通过手机、电脑读屏软件，她可以给来看望她的朋友指路，也能半小时就完成采访约稿。只是在一些细节里，视障对她的影响还真切地存在着：例如合照时，在一群人中间，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两个盲人代表，视线无法聚焦到镜头前；又如吃饭吃到最后，她可能不知道碗里剩下的菜是什么，需要别人帮她描述一下。
总有人仰望星空
《华夏时报》记者第一次见到黄莺时，她身上穿着白衬衣、黑色百褶裙，齐肩短发上别着一个小小的黑色蝴蝶卡子，脸上是为了参加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八代会开幕式而一大清早起来专门化的淡妆。
许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盲人为什么要化妆，又要怎么样去化妆？黄莺向记者讲述了她学习化妆的故事：她平时出席一些活动需要化淡妆，有时候会找身边的人帮她化，如果时间来不及就不化，“大家会觉得如果我化了妆，就是朋友人很好，还愿意帮我化妆；如果我不化妆也无所谓，‘她不化是正常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好像不太对。”到2019年，黄莺开始自己想办法学化妆，先是硕士期间的室友小朱教会了她涂粉底，后来赶上疫情上网课，她就和一位爱美的视障小伙伴一起联系银川当地的化妆培训班。找了许多家，每次一开始都沟通得好好的，一说到“我们眼睛看不见”就没有下文了，最后终于有个小伙伴的亲戚愿意试着教一下。
室友教黄莺（右）化妆。
黄莺发现，其实学化妆并也没有最初想象的那么难，无论是室友还是教她们化妆的老师，一开始都是先闭着眼化一次，感觉没问题了再教给她们。熟练了之后，基本上自己动手化完，最后找身边的人帮忙看一眼调整一下，一个妆面就完成了。
“是‘美好’。”记者尝试让赵智荣描述一下相处两天后黄莺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她先说了“自强”，后来又加上“积极向上”，到最后停留在了美好这个词上。事实上，在90后视障群体中，黄莺并不是个例，身边的很多朋友和她一样，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并不想放弃追求美、追求快乐的权利，并有勇气去坚持和争取。
一个多月前，黄莺和另一个视障小伙伴橘子去中山公园的游乐场玩碰碰车，起初遭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可是碰碰车不就为了碰吗，跟看见看不见有什么关系呢？”在她们的极力争取下，工作人员最终同意为她俩单开一场，她们在偌大的场地里互相呼喊着对方的名字寻找彼此，“砰”地一声撞在一起就哈哈大笑起来，似乎心中的烦恼和压力都随之烟消云散。2022年9月在黄沙古渡景区坐羊皮筏子时，负责项目的大叔同样言辞激烈地拒绝黄莺和两个小伙伴，说“万一出事整个宁夏都完了”，但最终他们还是靠和景区经理真诚的沟通，成功体验了这个项目。
“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想做成一件事儿本身比什么都重要。不断争取后可能面临的是成功和失败两种结果，但如果连自己去尝试的想法都没有了，大概也就不会有其他人替你去坚持。”在她和朋友创办的公众号“盲着看看”里，黄莺写道，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了王尔德的名句“我们都在阴沟里，但总有人仰望星空”。
“你才有爱心呢！”
1994年，也就是黄莺出生的前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召开了“世界特殊教育大会”，颁布《萨拉曼卡宣言》，即要让残障群体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能够参与到他们所需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活动中的美好愿景。
这当然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尽管黄莺是一个如此坚强乐观的个体，但在融合教育的过程中，仍然遇到过不少困难。
刚刚踏入大学时，她也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有过自卑情绪。从小在盲校生活和学习的她，习惯了摸盲文学习，而大学里的课程形式变成了课上听老师讲，课下用电脑做作业。她的同学们也从程度不同的视障群体，变成了都是明眼人，学校为了照顾她，还专门安排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同学陪她吃饭、上课。她起初很害怕麻烦别人，需要帮忙时，心里总纠结会不会耽误人家的时间，也会内疚于无法回馈别人的帮助。即使是一起点外卖，能帮室友拿过来，心里都会觉得做了一件大事。
后来，她接受了声波残障服务中心组织的“金盲杖”独立出行项目的培训，开始学习使用盲杖独立在学校内外出行，无需他人的“随身保护”。也是在这一系列的培训里，她认识了更多融入社会的视障小伙伴。近两年，这项培训还增加了丰富的社团活动，除了学习出行、使用电脑的技巧外，成员们还会自发组织学彩妆、玩乐高、玩剧本杀、做咖啡等等。
黄莺在宿舍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莺本性中的自信和乐观战胜了自卑的困扰，也和身边的同学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慢慢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视障群体的学校和同学，也逐渐改变了一些来自“善意”的刻板偏见。比如，本科室友嘉嘉告诉黄莺，开学前她接到过辅导员的电话，告诉她有个“特别”的室友。后来相处久了，她们一起聊天、一起吐槽、一起开玩笑，有一天老师课上问她为什么对黄莺那么好，她并没有回答因为自己有爱心、有奉献精神，而是脱口而出“因为我们是朋友啊”；研究生室友小朱常常收到老师和同学的留言“你告诉黄莺让她做xxx”，她答应转告的同时也会告诉对方，“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黄莺，她可以用手机”；经常有人对小朱说“跟黄莺住在一起，你真的挺有爱心的”，而她心里想，“你才有爱心呢，你们不也每天都跟室友在一起吗？”
同时，黄莺也表现出了让明眼人倍感压力的学习能力。因为她看不见高数课上讲的数学符号，在跟老师沟通后，学校安排了两名研究生学长辅导她上课，学长们念题她抄写成盲文，她解题后再念给学长听。就这样，最终她的高数成绩考出了97分，大学连续3年获得综合测评班级第一。和室友一起“闭门”写作硕士毕业论文时，两个人也是比赛着写，午睡醒了没起床就躺在床上构思，一个比一个“卷”。
自助与天助
“我小时候有很多的梦想，但是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作为一个盲人，你将来大概率只能做按摩。”在八代会的分组发言中，黄莺说，并不是按摩这件事情不好，只是自己不是那么喜欢，“我就是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黄莺（右）和视障朋友体验网红景区“漫葡小镇” 。
自从2岁的一场发烧引起视网膜色素变性，黄莺的双眼只剩下光感，她也不再记得世界的样子。起初，家里带她试了各种办法，吃了很多药，在眼球上打针等等，都没有效果。长大后，她也加入了几个病友群，发现这种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大多数患者是年纪较大之后才会失明，她这种情况反而是极少数。
虽然眼睛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但黄莺却并没有放弃寻找光明的努力。她先是在普通幼儿园里上课，还学会了弹电子琴，后来在普通小学里读了一学期，跟着同学一起念课文，连翻页的地方她都能记住。不过，由于无法再跟同学们一起学写字，她最终还是选择去了银川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在很多孩子6岁刚刚学会自己穿衣服、鞋子，还和家长一起睡觉的时候，黄莺已经一个人住进了盲校，年龄较大的姐姐教她叠被子、洗衣服、洗澡、打扫卫生、提热水等等。正是这一阶段自理能力的达成，成为她融入社会的先决条件。
2014年，她终于等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机会。这一年，在青岛上高中二年级的她得知，中国开始在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为视障学生盲文试卷，以往只能参加“单考单招”、选择推拿、音乐等专业的盲人考生有了新的选择。“当时学校给我们开了个会，化学老师一上讲台就给我们读了一套化学方程式，说你们来做一下配平，结果去的高一高二学生都做出来了，老师就说，‘你们看，高考其实也不难’。”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黄莺始终记得那个场景。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随后一年的普通高考中，她脱颖而出。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记者问黄莺：“有没人跟你说过，你的天赋在视障群体里是特别高的？”她却回答：“我觉得我的运气是很好的，没什么天赋，可能都用在运气上了。换一个视障学生处在我的阶段，我觉得他也可以。”
就如她自己所说的：要不是幼年发烧导致病发，也许她人到中年还要遭遇失明的打击，也不会有如此乐观的心性；如果不是为了考上这所全国顶尖的盲校，她也不会复读一年，也就赶不上2015年参加高考；甚至如果推后一年高考，她即使在普通高考中考出优异的成绩，可能也会被提前批录取的“单考单招”学校招走。
但在这些云淡风轻的描述背后，那些少小离家、思念父母时流过的眼泪，磕碰、烫伤时钻心的疼痛，高考前的一次次加课和补习，面对刻板偏见的每一次坚持，都体现了这个“黑眼睛”女孩坚韧的内心，并指向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道理：自助者，天助之。
黄莺是幸运的。而更幸运的是，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希望：“盲着”看世界，同样可以很美好。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