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们参加“一勺米”活动
本报记者 周南 王晓慧 成都、北京摄影报道
“嬢嬢，要注意用电安全噢。”志愿者罗小刚边操着一口成都话叮嘱王阿姨，边跟同行的小朋友拿着募米袋一起往门外走。只见米袋上印着几个字“你好邻居——一勺米·公益挑战赛”。
“一勺米（义米）”是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下称“爱有戏”）义仓项目的子项目之一。通过邀请社区儿童及家长以公益挑战赛的形式，敲开陌生邻居家的门募集一勺米，同时邀请邻居参与募米后分食百家粥的活动，以此改变邻里关系疏离的现状，推动邻里的交流与互动。
爱有戏2011年引进义仓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项目目前已在全国107个城市落地，成员伙伴231家，覆盖2800余个社区，成为社区治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募米场面其乐融融，义仓项目蒸蒸日上，尤其在三年疫情后的今天，义仓所携带的“社区”属性更让其不容忽视。但是，捐一勺米真的有意义吗？义仓文化究竟因何复兴？社区治理，为什么成都行？带着一系列问题，《华夏时报》记者跟随爱有戏的脚步走访了成都社区。
一勺米，敲开公益的门
“您好，可以给我一勺米吗？”罗小刚是成都当地的一名电视台主持人，自2018年成为义仓志愿者和公益推广大使以来，他已经数次参与“一勺米”项目。初见罗小刚还未及2024年，当时记者跟随他，爬了数栋楼，敲开十余户的大门，每每开门，便见他笑容和煦地拉着同行的儿童志愿者一起募米，过程中还偶尔搭把手帮邻居扛米、查看家里为什么停电。
很幸运，除了个别家中无人的情况，几乎所有邻居在开门交谈几句后，都拿出一勺米倒入募集袋中，很快罗小刚便超额完成了挑战赛定下的一小时内募集十勺米的目标。邻里交流互动的目标似乎也随之达成。
不过，大家真的能理解其中含义吗？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捐米人”，他们大多对活动表现得有些迷茫。“因为他是主持人嘛，我知道他。”“不知道这是干吗的，说要一勺米我就给了。”“可能是想让大家献爱心吧。”……如此真能达到活动初设时的目的吗？
罗小刚代入“捐米人”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坦白说，我们怎么可能奢望，当一帮陌生人在没有任何彩排的情况下敲开我的门，找我要一把米，我给了，然后我就对这个活动有立体的理解——这几乎不可能。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至少有两点会逐渐清晰，第一，他对于‘邻居’会多一层感受，因为按照以往的邻居关系，可能不会有人来敲门找我要米。第二，他会对‘公益’有一层新的理解，明星捐500万是公益，现在有人让我抓把米，也是公益。”
从媒体人的视角，罗小刚笑称，在“一勺米”这样的活动中很难找到一些煽情点，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而公益最缺的也是普通。
“其实看得出来，有些家庭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非常好，但是对于抓一把米出来，他们都很慷慨，毫不迟疑。100万元，可以是一个人出100万元，也可以是100万个人出一元。一勺米活动恰好降低了公益门槛，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每个人能把自己力所能及的资源、能力，在几乎没有损失感的情况下拿出来帮助别人，这就是公益的最佳状态，整个社会互帮互助的公益氛围就有了。”罗小刚说道。
在这一点上，爱有戏创始人刘飞与罗小刚观点一致。刘飞回忆起爱有戏成立之初，两次让自己“起鸡皮疙瘩”的时刻。一次是2011年调研时发现，在成都核心城区的核心地段，一环路以内，竟然会出现贫穷程度难以想象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独居老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家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床上甚至有耗子窝。”
另一次则是她无意间从江西吉安新圩镇毛家村青原色创新实验室得知“义仓一勺米”计划，“他们向有爱心的人募一个苹果、一勺米、一棵菜等等，然后收集起来送给困难家庭，并告诉他们，这是‘很多个一个人的爱心和关心’。当时我就决定，我要做义仓。不仅是募一勺米，也可以是一斤水果、一斤面、一小时志愿服务时间等等。”
于是，2011年5月，爱有戏引进义仓，义仓开始了在成都的发展。“很多个一个人的爱心和关心”也由此传递至今。
一个剧场，只为一个观众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略显昏暗的客厅里摆着一个木质长沙发，年轻的张舆息坐在一侧伴着手机的歌声演唱《贝加尔湖畔》。宋华根爷爷坐在另一侧，戴着老花镜，举着手机拍视频，因为太专注，嘴角也微微用力——这是为他准备的“一个观众的剧场”，他要好好欣赏。
张舆息（左）为宋华根爷爷（右）表演
宋爷爷是近几年被义仓列为帮扶对象的，他年近古稀，早年摔倒后致残，行走不便，如今又是独居。而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70%。而“十四五”时期，预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大量的“银色孤独”亟待被“看见”。
“一个观众的剧场”作为义仓的子项目之一，意义也正在于此，针对社区空巢老人缺少关怀的需求，通过动员社区志愿者，以文艺服务（表演节目）+支持陪伴（唠嗑聊天）的形式，缓解老人的孤独，促进老人与社会的联结，推动邻里互助及养老发展。
一曲毕，宋爷爷高兴地把手机拿给张舆息看，“炫耀”自己拍的视频。张舆息是网络短视频创作者，也是爱有戏的资深演艺志愿者，除了唱歌，原本还准备了其他节目，奈何宋爷爷因为开心血压有所升高，剧场便提前结束了。
但不觉遗憾。“我们可以单次服务短一些，频次多一些。”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副主任杜灿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志愿者会随时根据老人状态进行评估，“而且有的老人喜欢表达，喜欢看节目表演，有一些老人喜欢静静坐在那陪他就是最舒服的。”
宋华根爷爷听完歌后露出开心的笑容
“对老人们来说，‘看见’很重要。”刘飞称，剧场的形成正源于此。
起初爱有戏力量微小，居民也相对冷漠，为了鼓励更多人看见，志愿者们就从打“野招呼”开始，在路边吆喝。“形成了一批初始捐赠志愿者之后，我们鼓励他们入户派发物资，很多人一开始只愿意捐赠，不想入户，但在尝试过一次入户派发物资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当他们真的走进困难家庭，真的闻到了家里的霉味、尿臊味，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同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自发加入，“看见”也越来越多。志愿者杨阿姨是退休军医，她在派发物资时，发现当时已是耄耋的肖爷爷与五十多岁有智力障碍的女儿生活，很是孤独，便自发发动其他喜欢唱歌跳舞的伙伴给肖爷爷和女儿表演——“一个观众的剧场”也由此诞生。
目前，“一个观众的剧场”已经从成都的水井坊社区走向全国107个城市、2000多个社区，为上万名老人提供支持服务。
一群人，打造公共生活空间
除了一勺米、一个观众的剧场，记者还走访了义集（公益市集）、义仓小站（爱心仓库）等子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记者发现义仓运作的精髓在于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自发性。事实上，除了记者看到的罗小刚、张舆息此类“自带流量”的人物的参与，从物资的收发、入库，到入户走访、上门陪伴等，维持其日常运转工作的绝大部分志愿者都是本社区居民。
而这种主动性、自发性与公共生活空间相关。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虹指出，“三年疫情让大家普遍有一个感受，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对于中国居民而言，公共生活和公共活动的参与机会、参与路径其实还非常缺乏。”
“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生活（或公共活动）并不是平时所说的集体活动。”郭虹告诉记者，与后者相比，公共活动强调参与者是一个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强调这种参与不是被号召、被要求的非从众行为，它是自愿的——这实际上与公益慈善的内在逻辑有相同之处。同时，自愿参与、自愿拿出的资源是利他的、助人的。在国内，最常见的公共活动是广场舞，但仍缺乏互动性和利他性，而无论是义仓、义集，还是一个观众的剧场等等邻里互助活动，都给居民提供了一种自发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和空间。
义仓小站一角
可以明晰，如今的义仓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也成为“重塑邻里关系，推动社区互助”一系列社区工作方法的总称。刘飞强调，义仓并非爱有戏私有，“它是中国慈善文化的璀璨明珠”。事实上，义仓源于隋朝，《隋书·长孙平传》记载：“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今天，义仓的社会功能还没有被真正看见。”刘飞指出，社区最基本的组成细胞是人，社区的改变从人开始，又最终落在人的改变上。义仓作为一种社区教育，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平等与关怀，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实践当中能体会到助人的快乐。“可以说，今天的义仓以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为基底，搭建参与式社区互助体系，协力推动邻里之间有序自治，并提供及时、便捷、有温度的补充性公共服务，最终建设成为‘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善治社区。义仓文化对基于社区公益探索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为此，自2013年，爱有戏开始做义仓项目的全国培训班。2016年起，在好公益平台的支持下，搭建了义仓发展网络，设立了9个省级支持中心，支持当地社会组织开展义仓活动。截至目前，义仓发展网络已覆盖全国107座城市，义仓发展网络学习机构1200余家，参与行动231家，义仓社区志愿者23755人，帮扶困难家庭数十万个。此外，义仓项目还荣获2018年“在社区•爱成都”社区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一勺米”项目被评为2018 年成都市“十佳志愿服务项目”；爱有戏机构案例则被《全国社工师统一考试教材》收录；多个案例进入人民大学、北师大等高校MSW案例集。
一个样本，为什么是成都？
义仓的制度、互动模式、价值、符号设定在引导社区中人集体利他的实践，爱有戏作为社会组织的缩影在社会治理层面发挥的主动性价值也大大凸显。这不免让人联想到2023年8月，成都万人小区欲推倒重建一事也轰动一时，业主们自发向政府部门提出“自主更新、拆旧建新”改造意愿，并在5年内两次投票最终达成99.99%的同意率，开全国之先河。
言至此处，一个问题呼之欲出——无论是以爱有戏为首进行义仓模式的推行，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万人小区”的发生，为什么是成都？
记者走访发现，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回答都会首先提到两个关键词：“5·12”地震和信任。
郭虹指出，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5·12”地震后，社会组织作为抗震救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第一次大规模登上中国的公共平台，也正是在这个众志成城的过程中，成都地方政府和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建立了基本的相互信任。
从志愿服务的角度看，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创始人王忠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北上广是由大型赛事推动激发志愿服务氛围，整个四川地区因地震频发，持续激发当地市民的志愿服务热情，其社会化基础方面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同时，成都公众信任和邻里互助的文化保存较完整，志愿服务的活跃度也更高，整个社会文化社会土壤较好。
罗小刚的解释则更为感性，在他看来，那场灾难为成都、为整个四川带来的是“很底层的东西”，让人性的善念自然流淌。“在同一场灾难中，有人命没了，而我们活着，有人家没了，而我们的房子屹立不倒，你甚至说不清楚我们很多人去送物资、去出力是存了多大的公益之心，还是存了菩萨保佑这种封建迷信的想法。但最终，这份幸运或者其他都会让你发自内心地想要有所表达，它就是简单的‘向善’，所有这些汇聚出来化作一种行为，你内心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最终在公益上得到了补偿。”
此外，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共成都市委充分展示了社会建设中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治理能力。郭虹说：“我们看到近几年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建设’，而成都市委市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推动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把‘还权赋能归位’作为基层社会建设的原则，为后来的城乡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成都市开始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以“村民议事会民主协商”为重点后，社区协商议会制度、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社区营造等工作逐步推进并落实：2008年，成都建立城市社区居民协商议事会制度；2012年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也全面建立，落实了院落自治制度的“三有一公开”；2010年起明确“还权、赋能、归位”的基层民主建设原则；2011年，成都市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方案》，推动成都市社会组织培育更具持续性和规范性发展；2014年成都市开展“三社联动”试点，即社区发现需求、社会组织开发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政府予以财力保障；2016年起成都将社区营造纳入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提出居民自治的七大原则：居民主体、协商民主、自下而上、共同参与、权责一致、过程导向、可持续；2022年《成都市培育发展品牌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实施方案》印发等等。
而在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增大投入的情况下，成都发展还并非单一依赖政府主体推动，强调社会力量的补充，很多扎根中西南地区的外部机构也会带动当地社会组织发展。
再看社区治理方面，成都有地方立法，有社治委领导，并通过了社区发展规划等，这就使得实际操作层面能做到有人领导、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让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得到了保障，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组织的归社会组织，居民的归居民，以此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提供了充分前提。
刘飞也感慨称，2011年初做义仓项目时，爱有戏也面临很多信任问题，一是能力上的信任，二是政治上的信任，尤其是后者，其中不乏对社会组织抱有警惕态度的情况。“但随着成都大力推广社会建设，建立了社会关爱援助体系，对社会组织的包容度越来越高。现在哪个社区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是相当丢脸的，会说你一个社区发展得啥。”
多年来，在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最优解”的过程中，成都的公共领域基因越发强大，社会组织不断进化，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也越发成熟，而若想将此类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推广，无疑需要各地方政府增大政策支持力度，培育更加肥沃的信任土壤。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