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心理健康提了又提”“一批孩子‘带病入学’”——两种声音摆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张力——背后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焦虑和担忧。
两会期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大量讨论围绕此展开。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是否被夸大，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当下导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面对市面上普遍较高的心理服务费用，谁来给有需求的孩子提供支持……
围绕上述问题，日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华夏时报社等提供支持的“两会教育大家谈——如何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活动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大儒心理创始人、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上海市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校长、上海市特级教师林唯，共同唠唠孩子们的“心”事。
教育内卷依旧，孩子“带病入学”
“现在很多孩子是‘带病入学’的。”林唯观察，学校里基本上每个班都有孩子有抑郁倾向，且他们中有些在初中阶段就已确诊抑郁状态，但是因为病耻感、中考等各种原因没有干预，或家长主动中断治疗，结果进入高中后心理健康又出现问题。
近年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发生率高、疾病化、低龄化的特点。而根据陈伟志列出的三组数据：我国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基于近20万人次进行调查，其中，青少年群体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徐凯文也指出，其所在机构的来访者中70%是青少年。从他的临床工作经验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甚至学习成绩成为支撑孩子自尊心的唯一支柱。
记者了解到，2018年，《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发布，“破四维”提出；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破五唯”写入文件，以期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但教育内卷并未停止，“破五唯”之路漫漫。“过去追求达线率、本科率，今年教育部公布数据，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2%，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面有60个是大学生。但我们发现很多学校早就开始追求名校率、北清率了。家长卷，学校卷，卷是一个‘社会病’。”熊丙奇说道。
面对这个“社会病”，徐凯文直言，青少年的问题往往和家庭有关，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需要改变，“学习不能讲竞争”。
“我经常跟家长讨论一个话题，你们关心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名校，关心过几年之后他从名校毕业了吗？关心过后来他真正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找到成就感了吗？”林唯指出，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最需要呵护沟通的阶段，若家长予以忽视，孩子们就会从别处寻找慰藉和存在感——这也是很多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原因。“另外，有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会有两面，学校再怎么做工作，回家以后全被推翻，所以家校共育非常重要，家庭、家长要给予配合。”
市面费用高，医院“倒贴钱”
不少家长将目光投向市面上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的社会机构，但看了价格，又有家长将目光收回。
徐凯文对《华夏时报》记者直言，市面上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社会机构收费确实不低，只能满足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群。记者浏览多个网站发现，单节咨询费用通常为百元至上千元不等，收费集中在500—1000元/节（50分钟）的咨询师数量居多。
面对普遍较高的市场价格，很多有需求、有意愿的孩子和家庭难以负担，或难以长期负担，他们只能另寻出路。
从医疗系统看，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广东、北京，已经把心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发现，北京市早在2016年10月就开始试点将心理咨询纳入医保，海淀区原卫计委启动了心理卫生服务活动，为首批34个社区心理咨询室授牌，其中有7家设立在大学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针对老年群体、在职人群、学生群体开展服务；2018年5月，深圳试点同时将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纳入医保，“心理咨询”仅限于精神科或临床心理科执业医师诊治心理疾病才可医保报销，而非社会机构中心理咨询诊所进行的心理咨询服务；2021年8月15日起，广东省医保正式开始报销心理治疗项目，将其纳入广州社保普通门诊，三级医院每次报销200元，二级医院每次报销180元，一级医院每次报销160元；江苏省则在2022年将“心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自当年1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一是能提供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供不应求，二是公立医院心理科室只能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收费，但因收费较低，外加医保承担部分费用，科室的经济效益较差，除去成本，存在“倒贴钱”提供服务的情况，不是长久之计。
学校是归途？
“所以还要回归学校，至少从政策层面上来说，学校是可以做到基本保障的。”徐凯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自马加爵事件后，各大高校都必须按规设定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服务，这就让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在中小学，教育部于2021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徐凯文调研发现，即便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也因国家规定，有兼职心理老师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但他们的专业能力确实需要提升。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另外，还有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心理咨询服务进校园，既解决了学校招聘大量专职心理老师涉及编制等问题，也因其作为第三方进入，免除了部分学生“心理老师会不会跟班主任说”此类担忧。“所以从学校切入，通过加大对校园心理咨询的投入支持力度，提升专业水平，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徐凯文说道。
实践角度，学校如何具体应对？
林唯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建议学校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是从问题视角切入，进行“防”和“治”。首先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建立相关机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知识普及帮助学生建立基本认知，如让学生了解心理的特点、怎么看检测报告、心理健康小技巧等；通过专门的心理教室、心理机器人小屋等为学生提供排忧出口；建立一整套预警机制，一旦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从班主任到年级主任、德育处、学校，再到转介到相关医疗机构等，一系列完整的闭环。
二是从解决视角切入，关注“引”，发展学生的生涯教育。一方面，学校安排生涯规划课程，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发形成社团，如种植、下棋、羽毛球等，并由老师引导、帮助发展，甚至让兴趣成为学生们人生的发展方向。
“目前，学生之间的差距往往是非智力因素，如自律性，这种自律性不是刷题刷出来的，需要内心真的认可。其实学校里发展得好的孩子也会有焦虑，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自律性高，用自律和行动来缓解焦虑、自我修复。且他们往往对自己未来的想法更明确，目标更清晰。”林唯表示。
“另外，我为什么而学习？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教育如果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孩子们学习的内在动力也会打上问号。大医治未病，改善整个教育环境，少一些内卷和无端的恶性竞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徐凯文说道。
社会共治为良策
以上种种路径探讨之外，陈伟志强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只靠医院、学校、家庭等某单一主体无法解决，需要全社会合作共治。”
“我们也看到，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但是刚性不足，操作难，成效也不好。所以，我建议通过立法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治理效能。”陈伟志希望以此明确各方职责，探索“家庭责任、学校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四位一体的法律保障，形成各部门协同联动的格局。
例如，教育部门要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做好校园欺凌预防；宣传部门要加强科普宣传，转变全社会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和污名化态度；网信部门要清朗网络空间，做好网络欺凌预防，网络沉迷防治；医卫部门要加强儿童精神卫生队伍建设；司法部门要对侵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主体和个人建立司法档案跟踪制度等等；法院要对构成犯罪的依法判决等。
“最后我必须要说，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咨询，特别是危机干预，它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最好不产生问题、少产生问题，所以整个社会要把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尽量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徐凯文强调。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