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文
史无前例的欧洲救援行动，看来远比预期的效果差。当7500亿欧元的宏伟计划出台后，人们的疑虑不是降低了，反而是增加了。欧元走到了4年的历史低位表明，被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侵蚀的欧元，已经成为信用极不稳定的货币币种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危机时刻。
对欧元的疑虑来自很多方面。比如，对于欧元是否处在危机之中的认识就不统一。在德国禁止裸卖空后，其他国家反应极其冷淡。市场认为禁令表明还可能有未知的危险，但德国之外的政府则不这么看。法国财长干脆表示：欧元很安全。更严重的是，即使7500亿欧元全部从各国议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顺利拨出，仍然不能堵塞欧洲国家巨大的债务漏洞。目前，仅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债务总量就超过了11000亿欧元。还有许多国家排在救治名单中。而且，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债务中哪些是合理欠债，哪些不合理，债务中的利益关系也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假如一股脑把多数债务赎买掉，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而这种浪费又可能人为制造出通货膨胀。
实际上，各国与IMF达成的救援共识距离大规模拯救阶段还相当远，而且会充满艰险。很难想象，各国议会会顺顺当当地批准这笔巨额款项，当本国经济还在风雨飘摇中的时候，即使勉强通过，也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目前突出表现在希腊的社会危机，或许因为救援而向各国蔓延。争吵不仅会表现在各国内部，还会表现在各国之间。在救援共识形成后萨科齐对于德国没有及早同意救援的指责，与其说是在讨论救援程序，不如说是对救援启动后种种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
不安还表现在美国的态度上。此前，美国基本采取的是作壁上观的立场。虽然对于八大投行的司法调查在继续，但显然美国不想对同样饱受非议并直接扩大了债务危机的评级机构认真。而当7500亿欧元方案出台以后，美国参院以94票对零票通过一项议案，要求IMF内的美国执行董事对无法收回贷款的国家，投票反对借贷。作为唯一在IMF内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这一议案如果实施，IMF和欧洲欠债国家的交流通道将被大大堵塞。
显然，对于美国和各国来说，出资援助或许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但绝对不是一笔能够盈利的买卖。这是有道理的。欧洲债务危机，其实救错了方向。
首先，由于欧元区的设计缺失，导致危机国家天然缺少了应该具备的政策工具。一般情况下，危机时期需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增长，换回更多欧元，避免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均已上交，危机国家只有财政政策可以运用。这样，减少了开源的选项，而只剩下了节流的选项。这不仅难以对冲危机，反而会引发社会危机。欧元区的这一结构性问题，并非巨额资金就可以消解。在目前只有资金救援程序而缺乏机制改造程序的情况下，债务危机最终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欧元区内部国家巨大的经济差异性和对待危机的不同态度，让经济决策权高度统一的呼声又起。然而，即使统一财政、统一预算、统一税收在长远看是正确的，它也不适合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真正解决各国表现不同、程度不同的债务危机，需要的不是收权而是放权。假如认为经济的区域合作性能够代替经济的民族性的话，那么不仅将与各国独立的政治生态相冲突，而且会导致走出危机的时间拉长，陷入低效率的困境中去。这种低效率因为会对其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形成牵制，并会反过来伤害欧洲国家。
现在回顾起来，去年“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机制的建立，即使不是过于超前，至少也是处境尴尬。政治进程人为的一体化，不仅没有帮助欧盟国家跳出债务危机，反而在危机发生后，充分显示出这一草创机制的虚弱。
实际情况是，不仅是政治统一的机制还远未到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目前运行的经济统一机制也有许多需要修正之处。由16个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国家组成的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已经证明了面对非常情况时并不能起到确实作用，反而因为不能及时应对损害了欧元。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如果最后证明目前的救援方案失败，那么欧元货币联盟会怎么样。一方面，让欧元退出已经不可能。现在，对于欧元已经造成了永久性伤害，一旦经济周期重归衰退，欧元的避险功能也会被质疑。即使今后欧元对美元的市场价格上升，但其核心信用也已经降低。但是，欧元再弱也不可能退出舞台，因为回到马克、法郎时代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成本，还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止。但另一方面，欧元区会面临巨大的冲击波。已经有人提出，由于希腊没有退出欧元区，那么不如让德国退出。实际上，维持欧元区的核心机制《稳定和增长条约》早已被各国突破。假如这种突破从临时性越界变为长期性越界，那么欧元区内部的共识空气将变得稀薄。
救错了方向的欧洲债务危机，对于其外部经济来说，意味着“二次探底”的风险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中国调控政策的两难境地，也将长期存在。当人们不知道政策底在哪时，市场的动荡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