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
9月19日，由北京市晓更基金会主办的“心智障碍特殊群体监护研究及公众倡导”主题媒体沙龙在北京举办。来自心智障碍家庭、社会监护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高校等不同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促进解决心智障碍家庭的监护困境。
此次沙龙旨在通过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媒体及公众对心智障碍者监护议题的认知，提高心智障碍者家长为自己或子女设置监护的意识，号召政府等相关方加大对监护议题的投入，寻找更完善的监护解决方案。
家长视角：监护议题的困境和理想未来
心智障碍者家长、晓更基金会理事、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名誉理事长戴榕分享了心智障碍特殊群体监护现状观察与现实困境。她指出，当心智障碍者的父母步入老年、失能失智或突然去世时，心智障碍者监护人角色一旦缺失，其生存状况及生活质量将面临威胁。她分享了一项调研成果显示，超六成（63.7%）家长最担心孩子的生活没有保障和尊严。为此，大多数家长会从财产方面为孩子做一定的规划，但准备工作也仅限于挂靠和购买社保等方式（66.5%的家长为孩子挂靠/购买社保、26.2%的家长选择存钱）。
戴榕总结归纳了心智障碍群体难以找到合适监护人的原因：其一是当下老年群体（60岁以上）大多数均为单孩家庭，其子女缺乏同胞支持；其二在逐渐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关系日趋薄弱，即便是关系相对亲密的家族成员，也可能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其三是社会监护组织的服务内容，边界职责往往划分不清；另外就是监护机构的认定程序和流程也相对困难。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当下心智障碍群体在监护议题实践上面临较大困境。
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作为心智障碍人士家长，戴榕一直在积极探索并躬身实践解决方案。目前她已联合信托公司、服务机构、社会监护机构、监察机构、第三方平台服务管理机构等各方，充分地调动各类资源，将监护服务的各类职责进行区分；同时她也在积极联合周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例如与亲人之间保持沟通和互动，维护良好关系。
对于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未来规划的理想状态，戴榕以世界第一例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唐纳德先生的生活为例，分享了心智障碍人士在就业、住所、信托、生活等不同的支持体系之下，即使失去父母的庇护，也依然能够拥有幸福安然的人生。展望未来，戴榕希望中国的心智障碍人士也能如同唐纳德一样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律师分享：社会监护是家庭监护的有益补充
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蔡盛通过真实案例提出了关于心智障碍者监护权的隐秘风险点，即成年心智障碍人士的监护权往往与其财产相关联，导致可能产生监护权的争夺纠纷。
对此，蔡盛重点阐释了针对心智障碍人士应如何更好地设置监护权的问题。在当下的法律体系中，监护的类型包括法定监护、意定监护、遗嘱监护、委托监护和协议监护。他指出，一旦父母监护能力缺失或离世，这意味着家庭监护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当家庭监护缺失后，心智障碍群体便会直接进入到公职兜底监护。而在我国，心智障碍人群接近2000万，国家公职监护的压力巨大，因此社会监护的补充是必要的。
过去几年，蔡盛及其团队进行了诸多实践，旨在促进心智障碍者家庭提前做好监护规划，融合法律和社会工作的双重视角，促进监护个案管理的实施。蔡盛希望通过多元化的推广和教育，增加公众对心智障碍者家庭监护现状的了解。同时，进一步进行政策倡导，获得民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支持。未来，他也期望能有更多围绕心智障碍者的服务机构出现，共同为心智障碍者家庭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实质性支持。
学界声音：成年监护服务应该是普惠性服务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继元在现场进行了《如何促进监护制度完善以及实践的发展》的主题分享。他指出，成年监护服务应该是一种普惠性的服务，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心智障碍者家庭，也包括失独家庭、独居老人、认知症障碍老人等众多群体。未来，所有人都有可能需要或享受到这一制度的便利。
他还总结了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两年发展较快，目前全国有社会监护资质的社会组织大概为6家，且多为近年成立。他说道：“今年有两个大的突破，一个是出现了国内首例法院指定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尽善社会监护组织），一个是上海嘉定法院以民事判决书的形式指导监护人履职。”
张继元指出，除了法院指定监护实践，在成年监护领域，我国逐渐积累了许多有益探索，为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希望。例如公职监护——2023年上海黄浦民政践行公职监护，实行“民政牵头、街道协调、居委委托、法院指定、多方监督”的公职监护“五步法”，推行“3+1+X”工作机制。
张继元认为，上海闵行区民政局和尽善社会监护组织共同探索的政社协同服务模式是目前国内最成熟、最前沿的成年监护实践体系之一。这一模式明确了两大原则，即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明确了成年监护的服务内容主要是代理民事和法律行为，保护合法权益。此外，这一模式还提出了监护服务网络等新理念，
对于成年监护议题的实践，张继元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要细化社会监护的实施细则；二是建立完善的监护监督机制；三是在街镇层面考虑建立枢纽型社会监护中心；四是明确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与管理机制，培育更多优质的社会组织；五是探索‘意定监护+信托’等创新模式，不断推动成年监护的服务体系的完善。”
圆桌探讨：议题的破局需从顶层设计发力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议题部负责人张怀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继元，上海尽善监护联合发起人之一复恩法律的副理事长林文漪，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国际遗嘱中心、中国法监护中心主任王觉敏，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李俊峰等多位嘉宾均围绕监护问题解决的思路展开讨论，贡献智慧力量。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解决心智障碍者监护问题，需要从制度、措施等顶层设计，递推到“家长们预先设置监护人”的阶段，多方共同发力。只有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相关人士的意识持续提高，这一难题才有望得到妥善解决。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