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振生在信息无障碍论坛上进行主题演讲
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在中国超过10亿的潜在电视观众中，有这样一个群体，由于电视新闻等直播电视节目字幕的缺失，他们无法和健听人一样，随时收看新闻联播及春晚、体育赛事、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等直播电视节目……他们就是2780万听力残疾人。
不过，这一情形自2020年伴随着为听力残疾人定制研发的字幕辅具的上市而发生了变化。2021年的大年三十，数百位听力残疾人通过字幕辅具（今声优盒实时字幕机顶盒）第一次在电视机前和家人一起欢快地收看了春晚。
“38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春晚都说什么！”“难忘今宵，世界从此同欢喜！”……当年，《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听力残疾人，他们的喜悦溢于言表，而这一刻，来之不易。其中，有中国残联、中国聋协多年的努力推动，更有“今声优盒实时字幕机顶盒”辅具发明人——70后宣振生的执着与坚持。
偶然接触，萌生助残“种子”
宣振生，90年代末毕业于计算机应用专业，从一家安稳的国企辞职后，他独自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中关村闯荡。北漂的日子里，他在国际知名IT大厂工作过、创过业，2007年踏入广电领域，终于在北京扎下根来。
在广电后期制作领域工作多年，宣振生知道，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加字幕是一项“辛苦”“乏味”但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其制作要求非常严格——不能有错别字、“入点”必须准确，同时，不同品牌的非编系统相互之间又不兼容等，如此，后期制作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期制作设备大量的机时也耗费于此。为此，宣振生从2009年开始有意研究字幕制作相关技术。不仅成功在CCTV节目代理部落地“分离字幕”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多语种字幕制作效率，更在此期间通过日本合作伙伴接触到了Closed Caption（可关闭字幕，国际上简称CC）。
当得知这种在中国从未应用的“字幕”主要是用来解决听障群体收看电视的障碍问题时，宣振生意识到，这才是“字幕”存在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从此，他对“CC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深入探究。
2015年，宣振生通过工作机会认识了时任中国听力残疾人协会主席的杨洋。当杨洋得知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服务于听力残疾人的字幕技术时，如同遇到了许久未曾谋面的知音，她向宣振生详细介绍自己从1999年加入中国残联后，着手的第一项工作——“推动给新闻节目加配字幕”，而在更早之前，1989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初始，也通过中国政协提交过该提案……。
和杨洋4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宣振生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听障人群；也第一次更为直观地了解到，原来字幕对这个群体那么重要，尤其是直播节目的同步字幕，对听障群体的价值和意义非凡，而现在电视节目所做的字幕，对他们而言，远远不够。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2000多万人做点什么。于是，宣振生更加关注国内外字幕制作技术和有关字幕相关政策和标准的进展。2015年，宣振生建言工信部AVS国家标准工作组制定可关闭字幕国家标准，并成为该标准制定的发起者、起草人之一。2016年3月，宣振生受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邀请，参与评审了《视频节目对白字幕数据格式规范》—（原总局2009-07项目）工作。在他看来，这些标准如果能够落地，将会有更多字幕被制作出来，这对听障群体一定是件好事情。
2018年，宣振生组织央视、中国残联、清华大学信息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等单位和机构的专家组成信息无障碍考察组，前往日本，就日本的无障碍字幕应用情况进行专门的技术调研和考察，并形成报告。
回国后，他又立刻组织并邀请日本知名无障碍字幕组织专家来中国，和中央电视台进行技术交流，其目的就是尝试推动无障碍字幕制作技术在中国落地，以此帮助中国广大听力残疾人。
同年，宣振生受中国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办公室邀请，参加了《雄安新区信息无障碍建设导则》的参编工作，并主持完成了“导则”5.5章节“信息无障碍电视广播”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屡遭挫折，但从未放弃
事实上，自与杨洋交流后，宣振生一直在探索为直播的电视节目添加同步字幕的一切可能性，但在广电行业浸染多年的他深知：无论在电视字幕制作、传送、接收等环节技术、标准层面，还是广大民众对无障碍字幕的认知层面，短期内实现这个目标，并不现实。
2019年初，宣振生想到了一个两全之法——为听障群体研发一款专用的字幕机顶盒，这样，就能让安装了该机顶盒的听障者拥有实时字幕，而健听者的电视屏幕也不受影响，字幕的生成方式采用实时语音转写技术，其95%以上的识别准确率足够满足听障者的需要。这一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应该能够解听力残疾人的燃眉之急。
他将这个想法汇报给了杨洋和时任中国残联副主席的吕世明，得到了认可，吕世明更是当场赞许道：通过一个字幕机顶盒，就可以让听力残疾人第一时间聆听党的声音，大好事！
宣振生接受媒体采访
但是，当时和他一起创办公司的股东认为，之前没有做过嵌入式开发，且这件事情商业价值小，风险太高，不愿意做。宣振生不得不退出公司，自己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开始了新的创业之旅。
2019年4月，他注册了“北京甲骨今声科技有限公司”，“甲骨今声”寓意“让听障者通过古老的文字‘看’见声音”。他在“甲骨今声”公众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以开始、致敬开始”的小文：选择再次开始，虽然并不意味着之前的经验为零，但也肯定称得上是一次冒险，不单单因为需要孤独启程，更因为要面对的是一片蓝海。
不过，梦想终究要照进现实。
在设想中做一个实时字幕机顶盒并不难，“六七十万投入应该能搞定”。宣振生花了两千多元，买了三块开发板，想着在上边写程序就能完成整个架构。没想到，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投入几乎成了“无底洞”，盒子研发过程中，他踩过两三个方案商和外包服务商的“坑”，因为逐渐发不出工资，招聘的开发工程师也陆续离职。
宣振生只好把被褥搬进办公室，绝大部分事情亲力亲为。有时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半月，就连做梦都在设计开发方案。在此期间，他手工画了上百张技术开发流程图；为了将产品开发出来，他完全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将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产品设计开发当中。而当时女儿只有4岁，母亲也年近70岁。好在母亲理解并支持他，甚至在想念时也不敢给他打电话，怕打扰他让他分心。最终，在两位基本不拿工资的兼职技术合伙人的协助下，第一代产品的技术方案终于出炉。
然而，硬件开模、试制及量产更是一笔巨大开销。宣振生几乎每周都要从北京往深圳跑，寻找愿意小批量生产的厂家。但一般的工厂不喜合作小批量生产的订单。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接单的电子厂，因为老板自己也是残疾人，深知残疾人的不容易，当他知道宣振生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听力残疾人时，明知大概率不会挣钱，还是义无反顾地提供了全部支持。
硬件解决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实时语音转写算力没有着落。因为算力都是按分钟收费的，宣振生深知，一个小时动辄几元、十几元的费用听力残疾人承担不起，公司更承担不起，项目能够落地，必须找到一家前期愿意公益支持的厂商。
2020年5月，宣振生通过朋友联系到阿里巴巴达摩院语音实验室，对接人是工程师唐璐。唐璐在日本工作过多年，东京的无障碍环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了解到这个项目获得了中国聋协的支持，服务使用者主要是听障群体，且宣振生为了这件事情几乎投入全部积蓄后，唐璐被这种公益精神和社会情怀深深感动，立刻在阿里内部写了详细材料，很快为宣振生申请到充足的公益性语音算力。
厚积薄发，字幕机顶盒诞生
2020年6月份，历经约4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字幕机顶盒——“今声优盒实时字幕机顶盒”成功问世。这个小小的盒子，和手掌一般大小，却凝结着宣振生和多方社会力量投注的心血，承载着两千多万听障者30多年的夙愿。
宣振生与他研制的今声优盒实时字幕机顶盒。
但接下来的产品推广又让宣振生犯了难，新上市的“今声优盒”由于技术开发成本高和小批量投产的原因，成本极其高昂，虽然宣振生将上市价格定在了1999元——实际成本的一半还不到，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听力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支付能力非常有限，但如果资金无法回收，项目根本无法维持下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宣振生一筹莫展时，通过中国聋协引荐，一位来自北京的爱心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购买了100台“今声优盒”并悉数捐赠给全国各地100位听力残疾人，帮助他们用“今声优盒”收看春晚直播；同期，钉钉（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从阿里巴巴达摩院得知了这个项目，在中国聋协的组织下，同样采购了100台并向全国各地100位听力残疾人进行捐赠，“今声优盒”就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市”！
看到这款字幕机顶盒给听障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得到广大听障者及社会各界如此的认可和评价，宣振生的内心充实而欣慰，这正是他坚持的初心和动力。杨洋也激动地说，“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总算有个交代了！”
事实上，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宣振生还孤注一掷地卖掉了自己位于香河的房产，并将款项全部投入进来，他已经将“为听障群体提供所需要的字幕”认定为热爱的事业，当成梦想。层出不穷的现实困难让宣振生经历了无数次内心摇摆，但他依然选择坚持，“我不能半途而废，听力残疾人的圈子里很多人知道我，今声优盒既然对听障群体有帮助，我就要想办法做下去，不然没办法交代！”
天道酬勤！在宣振生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在各地方残联、聋协以及广大听障者的呼吁帮助下，“今声优盒”项目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宣振生深信，所有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有意义的事情自会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支持，而他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坚持。
如今，宣振生受聘为中国聋协信息无障碍服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信通院数字适老化及信息无障碍联盟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工程与辅助技术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这是相关机构和单位对他这份执着和付出的认可，而在宣振生看来，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唯有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才能对得起这份认可和信任。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