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一个突然闯入的男子砍伤，导致头部、左臂、右胳膊前臂、左手掌中以及背后多处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这起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后，陶勇曾在网上发帖安慰关心他的网友，“如果不能做手术，还可以搞科研，还能继续当大夫。”
2024年的秋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非常医生》中，陶勇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手术室——经过锲而不舍的康复训练，他重新拿起了手术刀。“我最希望我在患者眼中是一个勇敢的医生，不怕摔倒，用更多的公益和人文去温暖患者的内心。”陶勇在片中这样说。
伤愈复出的陶勇对自己的人生和职业是否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知？在他看来，在医患矛盾日渐凸显的今天，如何才能营造良好和谐的医疗环境？曾经全情投入公益健康快车驻站医生的经历，让他怎样看待公益的意义？
2024年国庆节前夕，陶勇受邀来到华夏时报社，接受“华夏公益会客厅”的专访。
回忆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位患者，陶勇认真地想了想，说：“天赐”。天赐是陶勇接触时间很长的一位患者，初次见到天赐时，他还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当时这个孩子还不到两岁，他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属于恶性肿瘤。孩子的爸爸没钱住旅馆，长期猫在离医院不远的地下通道里。陶勇至今还记得，每次天赐来医院治疗，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关照这孩子，有的送水果，有的送奶粉，还有的捐钱。就这样，父子俩在北京熬了十年。最初天赐是摘除了一个眼球，十年后因病情恶化，另一个眼球不得已也摘除了。好在天赐是个自尊又要强的孩子，没有放弃自己。如今已经20岁的天赐学会了盲人按摩的手艺，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了。
陶勇说，他和天赐父子“是彼此生命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陶勇回忆，当年他在医院遭到袭击伤害的时候，天赐的爸爸哭得特别厉害，说：“如果能行，我愿意把我的手捐给你。”这个为了给儿子治病在北京苦熬了多年的父亲告诉陶勇，自己这辈子就哭过两回，一回是儿子天赐第二只眼睛也被摘除的时候，另一回就是听说陶勇受伤的时候。
陶勇的一些学弟学妹告诉他，现在，医学生一毕业就有40%的不干专业。其他姑且不论，但相较于临床医生，起码没有风险。陶勇认为，如何让年轻人留在公立体系，愿意踏踏实实地走这条漫长艰辛的路，是一个问题。他说：“所有的医护人员其实一直都在呼吁，希望能够得到有尊严的、体面的收入。现在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陶勇说自己真的命很好，遇上了很好的老师。“我的两位导师姜艳荣教授、李小新教授，以及我在德国的导师尤纳斯教授，都是国际上很知名的眼底病专家。他们很勤奋，对于医学的理解也非常深刻。因为我在这条路上得到名师指点，就能走得更快。”
如今的陶勇有着多重身份，他是眼科医生，还是科普大V、科技医疗创业者和公益人。自走上学医这条道路，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再到帮助弱势群体，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陶勇的影响下，他的女儿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公益活动，还利用暑假在一个专门给盲童做学龄前教育的公益机构做义工，每天吃住都和那些孩子在一起。
《华夏时报》记者问：“对于您来说，曾经的那段过往，在此后的人生当中，除了留下伤疤之外，还在您的心上留下了什么？”
陶勇笑了，“留下了抗体。我经常觉得是这样——我们的环境中充满了细菌病毒、各种微生物，如果你不会被他打倒的话，他就会让你的身体产生抗体，让你的精神免疫力更加强大。”
以下为访谈：
再见，王阿婆
《华夏时报》：欢迎陶勇医生做客华夏公益会客厅。看了往年您的工作履历，有一段经历特别让我感兴趣——从2009年到2010年，大概是两年时间，您先后在江西、广东、河南等省做健康快车的驻站医生。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工作经历？
陶勇：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每个省都给香港捐了一些礼物，香港回赠了一辆列车。这列火车上有手术室，有病房，有检查设备，有会议室和厨房。然后就在不同省份的铁路轨道上停留，为当地老百姓免费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后面因为不断地有捐赠，发展成4列健康快车。所以每年每辆列车会停三个站三个月，所以每年差不多可以帮助12个省的不同地区，去做白内障复明手术。
很多人问我，健康快车上的那些老人，是不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都是那种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我说其实不是，揭完纱布之后，他们一开始会愣一愣神，觉得好像有点不太相信，但是马上就会坐到那个病房的小凳子上，去看窗外的景色。他们特别“贪婪”，希望留住眼前的这个光明，生怕后面又会失去。三个月的时间，给当地完成1000—1500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会觉得，做公益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华夏时报》：三个月1000—1500例，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陶勇：对啊，其实它是要一套体系，不光是我们在上面做，他得有当地的医疗机构配合，去农村的深山沟里头筛，筛完之后，接到车上，我们检查评估适不适合做，能做就留下来，不能做还得拉回去，或者再帮他想别的办法。手术成功率几乎都是接近100%。因为我们选的也都是比较成熟的医生。
但是有一年，在江西乐安那一站，其实我是有例外的，那个时候天上有点下雨，有一天，有一个驼背特别严重的阿婆，几乎背弯90度那种，眼窝很深陷，而且眼睑茧粒特别小，手术空间很小，难度很大。关键她这个白内障也很严重，浑的一塌糊涂，基本失明，一点也看不见。所以我就跟当时的联络员说做不了。但这个联络员为阿婆求情，他说其实王阿婆是孤寡老人，她的丈夫孩子几年前就去世了，她一个人这些年在黑暗中就这么摸着过了几年，而且她最近肚子里还长了一个瘤子，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王阿婆自己就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是江西人，听得懂她的意思。她就说“我想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寿衣”。了解我们当地风俗的人都知道，当地的阿婆一般去世前，都要穿一件自己亲手做的寿衣，这样，到了那边才能被亲人认出来，一家人才能团圆。
我当时其实很犹豫，因为说实话，那时候我也很年轻，万一做坏了呢？车上的条件也有限。但同时我也在想，对于阿婆来说，如果她没有这次手术机会，可能就意味着，她会认为她这辈子永远都不能跟家人团聚了。最后还是破天荒给她做了，两个眼睛一起做的。为了做手术，在她驼背底下垫了四床被子，我们站着给她做的，第二天恢复了。
《华夏时报》：成功了。
陶勇：成功了。在那个手术过程中，阿婆一动也不动，真的一动也不动。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她就像一个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的教徒一般虔诚。
《华夏时报》：她把命运交给了你们。
陶勇：手术其实挺难的，一般手术我们十分钟以内，但她得做了半个多小时。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三个月之后要离开回北京，当地的联络员又找到我们，说阿婆其实在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星期就过世了。一个星期里，她给自己做了一件寿衣，在寿衣上面缝了两个口袋，一边是她出嫁的时候，她妈妈送她的木梳子，另外一边就是她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两个口袋都被缝死了，这样就再也掉不出来了。联络员说，阿婆特别感谢你，她说谢谢你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打那以后，我轻易不愿意去跟病人说“不”。可能从常理而言，对于这样一个生命倒计时的孤寡老人，冒险给她做手术，是一件“不划算”的事，但对于她来说，这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能够用“划不划算”来衡量。后来包括很多严重的眼外伤，农村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还有艾滋病人，我都会想办法尽量地去治疗，我觉得跟王阿婆对我的影响也有关系。
医生不是上帝，同样需要关爱
《华夏时报》：那两年（健康快车驻站医生）的生活，对于您的整个生命或者说职业经历来说，意味着什么？
陶勇：我觉得其实是意味着对医学的理解会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习惯了去拒绝，从保护自己的职业安全性去考虑的话，那其实就应该去尽量地去拒绝一些有可能会砸在手里的、风险大的一些患者。
《华夏时报》：您说了一个词叫“砸”？也就是说，医生一台手术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对您的专业口碑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医生也不是神啊，他有可能会失败。
陶勇：对吧，我不能保证我每一台手术都是100%成功的。从道理上讲是这样，但有几个人愿意讲道理呢？好多时候因为种种因素，那就不讲道理啊。那我们要不要冒这种风险呢？有好多事情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不一定选择，让你自己总是接一个烫手山芋的。
《华夏时报》：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是患者，当我在大夫的眼里，被做这样一个评估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很无辜啊，我也很被动啊。我多希望我眼前的这个大夫，能够就从医学的纯粹的角度去治疗我、去帮助我，而不是你要先琢磨一下，这个手术是不是有风险，或者万一砸了呢。但我相信，这不仅是您个人的一个研判，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在当下的医疗环境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陶勇：对，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问题。首先，一般能把病耗到很难治的地步的，往往可能是教育背景、收入等没有那么好的人。你会发现：穷人得重病，富人得轻病或者不得病。对于得重病的人来说，往往他跟你的认识水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有他的理，甚至有的人连字都不会签，他不识字。
《华夏时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陶勇：不签字，按手印。
《华夏时报》：证明是他本人。
陶勇：对。所以有好多事情现实是很残酷的。有很多东西其实你要明白：让对方理解一件事情，沟通成本往往会很高，经常有病人拿着病历本看了好多家医院，说就是要搞明白一件事——手术好还是激光好。结果你看了10个大夫，5个说激光好，5个说手术好。
《华夏时报》：那咋办？
陶勇：所以你只能跟他说呀。这个大夫建议你手术，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手术，他对手术更了解；那个大夫打了很多的激光，是因为他对激光更了解。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定语：是这个大夫做这个手术好，还是那个大夫做那个激光好。脱离了定语的情况下，你光聊技术没有意义，公鸡和母鸭子你永远比不出来谁好。
《华夏时报》：但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他没有这种研判能力啊，那怎么办？
陶勇：那怎么办呢？我们接不接这种烫手的山芋呢？他只要结果，他只看结果。
因为事上你很难说清楚，是这个病本该如此，还是会像到时候有些大家会说：是你治坏了。其实我们社会应该共同形成一种机制，就是要一起去保护那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陈行甲老师我相信你也很熟，其实他对医务人员就做了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包括疫情期间，他为一些去世的医务工作者的孩子专门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一直把他们抚养到上大学。
《华夏时报》：您觉得，当下咱们国内的这种医患关系之所以这么紧张的主要原因，从情感的角度也罢，还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也罢，您会怎么去理解它？
陶勇：首先我想说，我们一定要把伤医事件这种刑事案件，跟普通的医患纠纷区分开，因为我本人就是伤医事件的亲历者。伤害我的那个凶手，其实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他的人格就是那种偏执型人格。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父母断绝关系了，而且也有犯罪前科。岁数也不小了，也没有家庭。平时性格上也是那种沉默寡言的，可以说是一种反社会型人格。
第二，关于医疗环境的改善，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整个医疗环境绝对不可能指望医生单方面就能把它维护好，一定要共同维护。第三，我本人也是坚定地支持医疗一定要分级诊疗，基层全科社区医院它必须得是第一关，常见病、多发病就得在这个层面消化掉。
《华夏时报》：现在对于医生群体来说，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公众的理解、认知之外，您觉得在政策层面，是不是也能给予你们更多的一些利好？
陶勇：肯定还是会做很多政策调控，我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包括最近温州医科大学李晟医生的伤医事件，也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建议在大医院要推行安检。我本人也特别赞成和支持，因为只有严格安检，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恶性伤害事件。当然我本人也认为，光靠这种严格安检，其实可能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对于医生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森严的环境之中呢？那么冰冷的环境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推行光明天使守护志愿这种志愿者项目，是希望让医院真正地变成一个春天，让所有的大众一起参与进来，把医疗环境维护好。
我觉得其实患者需求是多方面的，希望能得到更好的体验感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同时大家也希望能够少排队，快点轮到自己，药便宜点，甚至免费，治疗费越来越低。当这些所有都要由医生来满足的时候，除非他是上帝。
《华夏时报》：您也是从传统路径走过来的，现在转到了非传统路径上。我想知道，对于患者来说，这种从传统路径到非传统路径的切换，对他们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或者说，对于患者来说，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陶勇：首先对于我个人而言，现在我经常自嘲，说我现在不务正业，又是出科普书，又是做科研成果转化，不像过去，整天坐在那里头，就是开药、做手术。但我内心是认可我自己这种做法的。我不是真的不务正业，是因为我现在这种做事的方法，效率比原来高了。像我的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已经推广到全国的24个省的1100家医院，帮助了10万名疑难眼病的患者，而且部分技术的产品，已经被授予医疗器械注册证，美国的FDA认证，欧盟的CE认证，哥伦比亚准入，已经在中东北美阿拉伯国家销售，它瞬间就可以帮助到成千上万的人，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我们的大众和患者来说，你也必须用今天的方式看病，才能看得更有效率。
公益融入生命，此生了无遗憾
《华夏时报》：现在您的社会角色特别多元。您是医生，是公益人，是科普大V，还做社会创业。我发现所有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公益元素都已经贯穿和融通其中了。您自己会认可这种说法吗？
陶勇：对，我们的公益项目“光芒计划”其实就两大部分，一部分用科普、用科技手段，让公众可以更好地掌握健康的用眼知识，以及在早期，医生可以辨别和诊断疾病，就会降低人们致盲的机率。还有一部分，就是用人文和公益来帮助这些已经失明的人，让他们即使不能够获得光明，但仍然可以获得希望。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心理关爱、生活重建、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指导。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我们需要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光芒计划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整个团队做的这套事情的总纲。
《华夏时报》：从有记忆到现在，对公益的认知这种变化，您觉得大吗？
陶勇：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只要你愿意奉献爱心就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做公益是需要有智慧的。其实做公益这件事，我自己并没有想太多。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觉得做这件事情有益，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想做的一件事情，只是一种表演，或者是我不得不去这样做，做完之后呢，我还得有一些回报的预期，做公益这件事情就会很难。其实好多事情，我认为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在你当时受伤的那个现场，有一个你们科的员工，替你赤手空拳地挡刀，耳朵被削了半个，头上大块的血肿，很大的一个口子，他说，说明你做领导是成功的，说员工愿意挺身而出，说明你真的得到了科室人员的拥护。他说，有患者愿意为你落泪，而且当时犯罪现场也有患者家属去替我挡刀的，说明你做医生是成功的，我想想确实很有道理，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
《华夏时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段过往，对您来说，在此后的人生当中，除了手上留下了伤疤之外，在您的心上留下了什么？
陶勇：留下了抗体。我经常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的环境中充满了细菌病毒、各种微生物，如果你不会被他打倒的话，他就会让你的身体产生抗体，让你的精神免疫力更加强大。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