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世人皆知的美国标准“央企”——房利美与房地美因为业绩无法达到上市要求而被迫退市。中国因持有大量“两房”债券而饱受惊扰，到底持有多少债券各种说法不一。坊间说法有的认为中国持有7000亿美元，有说5000亿美元的，官方正式的说法是3700亿美元。3700亿美元，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争议出现：“两房”退市后，巨额中国债券会吃多大的亏，中国外汇资产会有多大损失。一种说法认为，债权不同于股权，因此中国所持“两房”资产不会遭受损失，另一种说法认为，退市表明房利美与房地美公司不具备起码的市场竞争条件，因此今后盈利困难，这种局面会给中国所持“两房”债券实际价值造成伤害。
假若从市场角度分析，那么中国作为“两房”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显然是被动的。无论如何，“两房”退市意味着公司信用的下降和未来风险的上升，这将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对于3700亿美元的巨额债券来说，下跌一点都有巨大的乘数效应，都意味着巨大损失。但是，谁都知道，中国对美元资产的处置，从来不像菜市场交易那么简单，中国对美元资产的态度从来既出于市场考量，也出于政治考量。这种双重考量当然是利己的，是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但也是利他的——毕竟，中美两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仅从市场角度指摘“两房”债券持有者的决定是否合理，那是把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想得扁平化了。扁平化，不适合解读中美之间的互动，却是现在的一种思维惯性。
中国持有3700亿美元“两房”债券，首先是无奈的选择。在中国的“一篮子”外汇资产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风险等级。以欧元资产为例，由于欧洲债务危机迄今没有能够被遏制的迹象，因此欧元贬值几乎是注定的趋势。事实上欧元资产对人民币一度贬值幅度已经达到16%以上。如果降低中国所持美元资产比例而抬高欧元资产比例，显然中国外汇资产的保值会遭受前景更加晦暗不明的困扰。不论我们情愿与否，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有一件事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告诉全世界危机越大美元越安全，美元资产是安全度最高的避险品种。尽管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业已显示出种种不公，但从外汇管理所需要的安全性、流动性标准说，加持美元资产并非无据。改造世界货币体系是一回事，在改造完成前理性处置是另一回事。
其次，“两房”退市实际上有利于中国债券资产保全，而不是一些人担心的相反情况。一方面，“两房”就是那种所谓“大到不能倒”的公司，这在2008年已经为美国政府所证明。照前财长保尔森的话说，谁都对“两房”厌恶，但政府不能不管。退市前，“两房”因政府注资既有国有性质也有私有性质，这种混合业态决定了“两房”债券回报率高于一般国债。退市后，“两房”等于完全国有化，“两房”企业债券与国债无异，被美国政府信用但保，这样，尽管收益率会降低，但中国所持债券的安全性反而有所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机制外磋商中国的美元资产是中美两国的习惯做法，这在金融危机期间已有多次表现，相信“两房”退市中国会再次确认美国方面的担保，尽管双方未必以明确措辞表达。从美国的角度看，明确措辞会引发其他经济体向美国施压。
因此，无论“两房”退市后其长期债券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市场指标不适用于考察中国所持债券的安全性。中美政府间的合作是最大的保障。实际上，退市至今，“两房”债券利率也保持了相当稳定，这表明市场很清楚谁在背后支撑。
尽管不需要因“两房”退市而大惊失色，但是忧心忡忡的情绪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持有“两房”债券之所以引发种种担心，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充足理由。其一，从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提升的中美金融合作水平，不代表可以将中国外汇资产寄托于美国政府信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美国政府信用是有保证的，但一旦形势有变，仍然可能做出对中国外汇资产不利的政策。这在之前发生过，今后也无法避免。因此，中国需要尽快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如期在10年内完成这一目标，同时，要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寻找取代美元的新世界货币。本周联合国报告认为美元已不适合做世界货币，说明了全球的普遍观感，这是强化特别提款权的有利条件。不利用这个条件，等于战略上的浪费。其二，“两房”退市毕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美国，其国有企业也具有效率低下、盈利水平不高、官僚习气严重等通病。持有这样类型的企业债券，本身就具有结构性风险。因此，中国所持美国资产的品种类型，确有需要调整的必要。实际上，与其被动式地持有美欧资产，时时要提防价值是否缩水，不如大力增持黄金和其他中国经济所需战略物理资产。以黄金为例，虽然其货币功能弱化，但作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是大有必要的。
还是那句话，钱要花对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