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时间上的巧合往往反映的是战略上的契合。
最高规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宏观调控进入半年评估微调期时开始提速，尽管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看来仅属于时间上的重叠；但是，在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要素的安排处置过程，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未来时态的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和正在进行时态的宏观调控不可能相冲突而只能相配合，二者的密切关联度，决定了对西部大开发架线图的描绘，不可能忽略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审视和考量。
实际上，西部大开发既背负了区域平衡发展的固有功能，也背负了当下宏观调控怎样延展的新功能。
从区域平衡发展的角度看，期限长达50年的西部大开发的路线图是早已拟定的：2001年开始到今年是第一阶段，重点是奠定基础，搞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今年起至2030年为第二阶段，重点在加速发展，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2031年到2050年，基本融入国内国际现代化经济体系。
按照这个时间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第二阶段的按图索骥。但是，从宏观调控的延展角度看，西部大开发则透露出了其他立足于当前的政策信息。这些信息为宏观调控的走向提供了观察窗口。
首先，宏观调控由全局调控向重点调控转移的意图明显。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至今，其效果已经充分显现，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双刃剑锋利的另一面也渐趋浮现：政府资金进入传统区域导致受益面过于集中，国有企业成为主要得利者，而关乎经济健康发展的众多中小企业仍然处境困难。同时，相对发达地区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既使货币边际效益递减，又使本应预留的长期发展空间提前透支。
“撒豆成兵”的刺激政策既降低了政策效率，导致了房地产等产业的畸形发展，也限制了面对新危机时政策应该具备的灵活性，催生了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而目前，经济正面临两大不确定因素困扰，一是欧洲债务危机造成的外部新不确定性，二是经济转型中新旧产业承接的不确定性。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和两个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既要求坚持宏观调控延续，也要求效率最高的投资主导延续，而能够满足这两项条件并能提升货币边际效应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尚未形成“虹吸效应”的西部地区。比照第一个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4万亿的规模，第二个10年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属于更高级别的建设，势必需要更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今年在西部新开工23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822亿元人民币计，未来10年的转移支付规模将可达到7万亿左右。
其次，释放因楼市调控而淤积的诸多产能。自4月中旬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楼市相关的数十个上下游行业均陷入低迷，产能过剩日趋严重。这些行业面临再度去库存化的巨大压力。实际上，仅靠政策抑制，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升级仍是空中楼阁，库存化意味着严重的成本积压。借西部大开发吸收产能可以令这些行业获得产业整合与升级的新机会。
此外，在相关产业获得重生的可能后，楼市对于调控政策的“绑架”能力也将下降。这意味着楼市调控硬着陆的风险降低。即使开征新税种等更严厉的调控措施不会出台，现有力度仍可保持，直到可以评估时，楼市调控的时间有望持续到年底。
第三，调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成。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总盘子呈现出国库充盈而地方捉襟见肘的分化局面。这种分化因为地方政府投资的短期行为而趋于严重，并导致了目前地方债务水平过高的隐患出现。资源税改革作为调适的切入点推向西部12省区之后，地方财政收入将明显增长。由于资源税推向全国，今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成将较现在平衡。这不仅意味着地方债务失控的风险可以得到一些抑制，还意味着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能源巨头的利润返还模式必将调整。这种调整对于资本市场也会产生间接影响。
宏调新信号清楚地表明，大西北地区将承担全局性的调控重任。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西部地方政府仍有待提高。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担当全局重任，将成为今后大西北地区的一大挑战。今后一段时期内，考量西部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是，债务水平是否非理性上升和大跃进式建设是否能够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