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自经济发展导致利益分化以来，在中国经济需要调适的每一个关口，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论和博弈。争议反映出来的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认识和解题答案。争议不是坏事，基于不同利益层面的意见的充分表达对于凝聚共识和决策均衡都具有参照意义。
进入2010年以来，一方面，后危机时代出现的增量经济难题对于经济决策的干扰持续加强，另一方面，既有的存量经济问题再度凸现。主要表现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的形势下，经济刺激政策进退缺乏确切依据；4月中旬加码的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难以把握，也就是说，房价同时绑架了民意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外贸出口增长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转换存在衔接问题。宏观调控的“两难”问题为社会各界瞩目，同时也催生了大量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表述。比如，当一季度增速达到11.9%时，有人担心经济过热；而当二季度增速为10.3%时，又有人担心经济过冷。何止是GDP，CPI、PMI、房屋销售、广义货币供应量、外贸出口、汇率升贬直至基尼系数，举凡数据发布，无不引发关注和热议。在市场到学界的高关注度背后，是对于宏观政策是否调整甚至转向的不确定。
从2010年的时间点跳出来，将“两难”放诸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进程，实际上，“两难”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外在表现。在这个时刻，对于宏观政策主要思路的确认就不再只事关下半年经济和市场走势的预判，而事关更长时期经济政策的定调。
这就是7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重要背景。从这个角度出发，最高决策层七个“要继续”的表述，不仅是为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也是为未来新的五年发展即“十二五”经济政策奠定了基调。
七个“要继续”首先就当前存在的经济政策外围博弈做了回答。坚持搞好宏观调控，稳定现行政策的主基调不变。在这个不变的背后，反映出决策层的多重含意。从货币政策看，将通缩风险上升为主要经济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这反映出决策层对于复苏不确定性的担忧仍未削减。实际上，6月末，货币供应量余额M2同比增长18.5%，M1增长24.6%，M0增长15.7%已经提前反映出了对相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坚持。贷款过量发放的长期风险因素虽然可能累加，但是，经济下行的短期风险因素仍是今年下半年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在产业政策上，农业生产和新型产业仍是主要考量，也将继续是政策资源倾斜的重点区域。在这两个相对的短期风险因素之外，其余五个“要继续”则体现出决策层对于长期风险因素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价格、房地产、社会保障等方面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均涉及到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转变这一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诉求点。这五个方面，不仅与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层面透露的下半年推进重点相呼应，而且将成为今后5年的重点推进领域。而下半年将要加速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房地产改革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也获得了更长的延续期。
如果把七个“要继续”加以分类的话，前两个“要继续”谋求的是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后五个“要继续”谋求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加以改革。可以说，以经济增长获得社会稳定和改革资本，以改革消除存量和增量堆积起的诸多“两难”，是七个“要继续”的内在含义，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既不会倒回去，也不会突然提速。不管是楼市调控还是货币供应，都不会猛然打方向盘拐弯，而只会更加精确导航。这一政策思路，大约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