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自2010年8月23日至9月1日，央视财经频道黄金时间连续播映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这部片子由曾经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总导演任学安率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亚、欧、美洲的八个国家，记录了50多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司，采访了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百余位各国资深学者。正因如此，此片刚刚播出，即引发了社会关注。为了向读者全面解读这部纪录片，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
《华夏时报》：对这部纪录片的构思，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学安：这个片子是在2008年年底做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片子之后，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走了8个国家，做了《公司的力量》，它涉及到中外股份公司从诞生到衍变到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的各种各样制度性的变迁，以及公司文化、创新、管理等一系列主题。而这个片子的缘起不是在2008年，而是在2005年创作《大国崛起》的时候，就开始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就做一下公司的力量，因为我们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公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说如果没有公司，恐怕现代化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但是，虽然这个思考一直在持续，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主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2006年做完《大国崛起》，2007年做了《复兴之路》，紧跟着又做了《中国故事》，但是，这也正好给了我们一种积淀，使我们做《公司的力量》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在做这些片子的时候，从世界上大国崛起的现代化500年这样一个历史来看民族国家的兴起，使我们有了一个全球性的观察；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现代化历史，以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三个东西里面恰恰都闪烁着公司的声音，所以，我们做《公司的力量》确实具有必然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05年有这么一个想法，到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三年，我们看到公司更加引人关注……
《华夏时报》：公司本身就跌宕起伏。
任学安：对。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比预想的提前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大国崛起中，中国的经济率先崛起，那么，它通过什么东西来表现呢？它最终是通过公司这种形式来表现的。而金融危机恰恰又是公司导致的，那么，公司在社会舆论中反复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就是说，现实也需要我们对这个话题进行关注。而且，30年改革开放我们总结什么东西？国家有国家的总结，社会有社会的总结，每个层面都在回头看中国的基本道路。而今年又是几个特区的30周年，我们看到，有的特区是从村庄变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或者是从渔村、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这里面，是有解放思想，但是落到一个具体层面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公司”。如果说是公司改变了深圳，是公司组成的深圳，是公司组成的珠海、厦门、汕头，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说，做这样一个题目，一方面是我们剧组、我们这个团队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需要。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从中国的现实出来，来思考的这个片子。
任学安：对，是这样。
《华夏时报》：从创作方的角度讲，这部纪录片想给受众传递什么样的思想或者看法？
任学安：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发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公司是无可替代的力量，它是很多领域的急先锋，很多事情的开创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是公司推动了现代化。从早期来看，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由政府号召的，而恰恰是民间的力量以股份公司、合伙制的公司、早期的股份公司、民间的小公司等，来积累资源、积累财富、积累智力资源，进行创造发现，然后推向市场，这么一点点形成的（工业革命）。包括世界市场的开拓，也是由公司来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
《华夏时报》：对于公司历史的回顾，类似的纪录片在其他国家有没有？
任学安：没有。我们在几个国家的采访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赞许：“哎呀，中国现在很厉害啦，中国的媒体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思考这样的选题，我们的电视机构、我们的媒体都还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而中国的电视机构已经在做。”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它填补了一个空白。类似的感慨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的研究人员之中，他们说：“一部《剑桥史》那么完整，但是很遗憾，它中间缺‘公司史’，它有宗教，有国家，有科技，有文化，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公司史。”公司史是散落的珍珠，我们做的工作是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按我们中国人的思考来做了这么一个题目。这是全球第一部电视版的公司史。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华夏时报》：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创作起来，哪一种更难把握？
任学安：这两个题材不太相同，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难之说，两个都挺难。不过，从一定程度上讲，《公司的力量》比《大国崛起》还要难，原因是国家的历史脉络相对更清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书写的历史，成文的东西很多，只不过是缺少从大国这个角度，从崛起这个角度来观察它，再加上现代化，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待的话，需要加以梳理，然后进行电视化，添加上故事。但是，就“公司”而言，它没有一部完整的《世界公司史》，我们所知道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没有这么一本书。这就带来了创作上的困难。公司的力量散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章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做挑选、筛选、整理。更重要的是，公司的历史是留存在公司内部的，很多是公司的内部资料。
《华夏时报》：《公司的力量》第九集是《本土雄心》，专门讲述中国的公司，就你的采访经验而言，你对当下中国的公司有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判断？
任学安：我觉得公司这种形式在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跌宕起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公司在中国的持续探索。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当时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国有化浪潮，在那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方式，“公司”变成了“工厂”，中断了大约30年。到1978年开始，公司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再次探索公司，我们现在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就是由公司来创造的，很多人的梦想也是通过公司来实现的。而且，中国的“国有工厂”改变为“国有公司”的时候，恢复了活力，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主体。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拿就业来讲，原来大学生毕业，叫做“分配”，到国家机关去，到国家的单位去，现在这种观念比较淡了，大家毕业后要到市场上比较具有活力的单位中去，甚至是说我来创办一家公司，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这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极为深刻的。原来我们过度依赖国家，现在我们只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经营，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过去的衣锦还乡与现在的衣锦还乡，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公司能够呈现的面貌，是非常可以让人期待的。我们创作《本土雄心》，是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本土，每个国家的公司都有一个向外走的雄心壮志，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试图成为一家独树一帜的公司”。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大经济体，中国公司的机遇非常大，中国到了该登台表演的时候了，不仅是在本土，更是在全球；不仅是在市场上面，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建设、管理科学、科技创新上面。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已经离开了舞台的最中央，换上来的是改革的受益者，原来的人干得不错，你们应该怎么干？所以，这部片子其实还是一部励志片，上台的80后，甚至90后，应该如何面对前辈留下来的公司。当公司实现个人梦想变成一种常态，我们如何将小公司变成大公司，将大公司变成伟大的公司，实现这些想法的话，我们需要了解公司的前世今生。这个很重要。
《华夏时报》：你觉得片子的最终形态是否完全表达了当初的构想？有遗憾吗？
任学安：没有遗憾。这不是孤芳自赏，我认为，以我和我的团队的现在这个能力，我们尽力了，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形态。也许有更好的东西，但那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我们现有的积累、眼界所无法达到的。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就很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