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政治意义上的伊拉克战争，随着奥巴马的一声令下宣告结束。无论这场战争需要面对怎样的人道层面和历史层面的考察，它确定无疑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历史节点。在公共媒体的视野和印象里，这场战争留下了上百万平民的生命伤亡和无数的残砖瓦砾，留下了一个似乎没有希望的地区安全局势。而在历史进程的运行程序深处，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的运行进程，客观催生了今天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并在思想层面为全球的公共知识分子留下了无尽的分歧。实际上，伊拉克战争远未结束。
地缘政治变化远达欧亚
伊战发动之初，由于显而易见的师出无名，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在分歧公开化之后，美国愤怒地将欧洲划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这次争议几乎可以视作一战以来美欧最大的分裂事件。其结果，是原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地位尚不明确的“新欧洲”国家，突然获得了国际事务的临时权重，扮演了“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从而赢得了国际战略活动空间。“新欧洲”战略空间的扩大，客观上制约了俄罗斯的战略活动空间，并导致了自2003年以来，“新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时断时续的关系波动。同样的关系演变在中亚国家重现，并导致了一些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波动。随着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挺进，在俄罗斯家门口，美攻俄守的战略态势定型。这种战略态势反映出伊拉克战争的“蝴碟蝶效应”远比人们想象到的要大——近年来，在俄罗斯与一些国家之间的二战历史争论、能源输出争端的背后，无不有伊拉克战争的翅膀的影子。替代“老欧洲”充任美国盟友，深刻地改变了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
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大范围地缘政治变迁相类似，全球的议事日程也被重置。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谁是美国的下一个敌人”一度是最新的国际政治谜面。按照传统战略的惯性，这个所谓的“敌人”，应该是美国的重量级追赶者。但是，2001年“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传统安全战略，而将军事、政治、同盟资源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要么加入反恐，要么就是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宣示，令反恐成为全球主要议程。客观上，这一战略调整让之前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中，而被国际社会忽视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暴露在全球舞台上，成为全球围剿的重点；而在主观上，美国反恐的战略调整，并不代表彻底摒弃之前的传统战略思维，一边反恐，一边顾忌想象中的对手，这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这是美国在反恐上设置“双重标准”的思维源头。这一思维，还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埋下了伏笔。伊拉克既有巨大的石油利益，又有最强悍的基地分支存在，它完全符合美国当时既要反恐又要石油的利益诉求。无论有没有所谓被联合国禁止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都是标准的美军靶子。
如同硬币的两面，全球议程重置带来的不仅是两场战争，而且影响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当中包含着美国的算计。比如，让中国通过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抽取中国劳动的利润，补贴美国所需要的消费。这种说法反映出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真实方面，但是阴谋论的说法实在耸人听闻。实际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是资本流动的必然选择，是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在全球理性配置的结果。即使美国有心，但陷入两场战争之后，美国无力再分配资源遏制其潜在对手的经济表现。因此，尽管“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与美国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但是经济一体化进程良好。美国的伊战7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7年。这不全然是巧合。
与经济的全球整合相反，伊战7年，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知识界带来了巨大分化。当英国工党政府紧随美国出兵巴士拉的时候，实际上，被欧洲目为左派领袖的布莱尔已经与古典意义上的左派决裂。相反，一些古典意义上的右派知识分子对战争和美国的诉求保持了高度警惕。在价值体系上，伊战使得原先较为鲜明的思想立场标准变得模糊起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思想派别，很难再用原先的标准界定。意识形态进入了一个混战时期。在价值内涵上，随着萨达姆高官群被制作为扑克牌而为美军追捕，随着萨达姆本人被绞死，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被摆上桌面——一个强权，进入他国推翻政权并在法律名义下进行审判，是否具有法理性？这个争论的背后，是民权是否高于主权的严肃博弈。在中国，这种讨论同样存在，一些人在伊战的进展现实面前暗中认可民权高于主权，这些人自视为“新左派”，而更多的人则坚持主权的庄严性。这种讨论甚至一度上升到政府层面。一场伊战，令公共知识界的价值体系越发混乱。这种混乱表面上是价值多元化的反映，实际上是价值空洞化的表现。
公共知识界需重新站队
“9·11”和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全球各国站了一次队。随着美国战斗部队从伊拉克撤出，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由打变为明打暗谈，一个新问题浮现出来：美军迟早会从两个战场中抽身而去，之前因为支持美国或反对美国发动战争的站队而各自获得不同活动空间和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是否还会享受战争时期的种种好处？地缘政治会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
7年以来，美国是中东地区持枪的客人，而地缘传统则是这一地区真正的主人。在美军隐身之后，传统将重回台面，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已经改变，比如美国的存在，而另一部分则将像弹簧一样复位。——美国对于地区传统强权的攻势将被均势取代。中东地区过去的唯美外交，将渐渐被多边平衡外交所取代。
实际上，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中东石油地区都是重要的利益诉求点，是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工作方向。因此，在美军撤出之后，鼓励该地区展开多边外交，既是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回归常态化的需要。一个与各大国对等交往的伊拉克，也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而新的谜面是：美军战斗部队撤回国内，是美国真的要进行战略收缩，还是另有所图。按照奥巴马所说，搞好经济是目前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重点。结束伊战，美国不仅可以每年省出近1000亿美元回补巨额欠债，还能部分地从国际社会的道义质询中解脱出来。此外，民主党政府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可以获得一张不错的政治牌。但是，必须看到，1000亿美元对于美国庞大的债务水平来说杯水车薪，而且其制造业中唯一繁荣的军工业将失去一个大的增长点。国际道义的拷问，从来也不是美国要操心的。至于中期选举，能得到的也只是短期利益。
可以肯定，美国结束伊战，不意味着美国战略上的大幅度后退，而只是战略大幅度调整的表征。作为一个每年军演1500次、养育着全球最昂贵军队的强权，美国从来没有打算在军力上挤牙膏回补经济。时间上的巧合揭示了美国的意图：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美军却在黄海、东海、南海炫耀武力。美国撤出伊拉克的同时，在大踏步东进。
这是“蝴蝶效应”的另一面。美国用7年时间在中东实行了麦金汉的地缘政治理论后，正在东亚厉兵秣马地实行马汉的海洋控制理论。而值得警惕的是，这其中隐藏着美国从不对称战争状态回归到冷战味十足的传统战争状态。
对于已经分化的全球公共知识界来说，同样面临着又一次站队。无论持什么样的立场，美军在一片片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撤出伊拉克，都不能视作胜利。这意味着，民权是什么，民权是否可以拿来与主权相比较等等，都没有得出公论。如同一战和二战之后知识界的巨大反思一样，伊拉克战争势必带来一轮新的巨大反思，而这种反思，对于厘清因伊战而混乱的种种价值体系和内涵，是一次必要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