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孟山
1981年，《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出版了第一个版本，是萨义德的中东研究三部曲中继《东方主义：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与《巴勒斯坦问题》之后的终结本。从彼时计算，这本书距今已近30年。在此期间，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异常凸显的标志：冷战结束。但是，人类从相互仇视的冷战恐惧中转身，却没能走出冷战的心理阴影。
自冷战结束之后，曾经作为冷战前哨的伊斯兰世界本该像很多国家一样，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尊重（至少是象征性的），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与专家对伊斯兰教及其伊斯兰世界的仇视与简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对大部分人美国人而言，伊斯兰教就是麻烦的化身。”萨义德援引查克瑞·卡拉贝尔的话说：“问一问美国的大学生——无论是精英学校抑或其他学校——遇到穆斯林这个字眼时会有何联想，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穆斯林是挥舞枪支、留胡须、狂热的恐怖分子，一心要摧毁其头号敌人——美国。”这样的穆斯林形象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事件之后，在媒体与专家呈现的象征表达中变得更为清晰、简单、标签化。
被刻意挑选的伊斯兰
与萨义德的愤怒
“为什么只有伊斯兰国家与人民才会被刻意挑出来，承受蔑视羞辱与强烈敌意？”精通音乐、歌剧、钢琴的优雅萨义德在书中表达的愤怒及其激烈程度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此种局面的形成，在萨义德看来包括很多因素，而其中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
首先是“将伊斯兰教当成基督教西方竞争对手的古老观念，至今依然盛行”。正是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理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自认为天然地具有相对于穆斯林的优越感，只有“上帝的子民”才是最优秀的。“因此我们看到攻击伊斯兰文化与宗教风潮方兴未艾，发动攻击的个人与团体，其利益与一种观念结合，认定西方（以美国马首是瞻）是启蒙现代化的典范。”其实，这是近乎于被世人所唾弃的种族主义，而且“将西方主宰合理化的观念事实上是对西方强权不加批判的偶像化”。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人的懒惰、媒体与专家的懒惰与无知。伊斯兰教及其伊斯兰世界实在太复杂，美国人等西方人没有也不愿意去深入了解与理解，“我们”只要“模糊的暗示，‘我们’要对付中东地区与伊斯兰教，而且恐怖主义必须摧毁”。这在9·11之后的美国其实表现得极为酣畅淋漓：简单明了的“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宣布“庇护恐怖分子者与恐怖分子同罪”，并以更为简单明了的两分法方式警告世界各国，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而本该独立于政治派别、拥有“第四权力”的记者和本该拥有渊博知识的专家似乎比布什这样经常犯常识性错误的政治人物要高明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媒体对西方新闻阅听者传达的伊斯兰教形象与传达的过程，绝对谈不上是天真或者务实的报道，而是敌意比无知更为根深蒂固。”“如果一名俄罗斯、法国、德国、拉丁美洲，甚至中国与日本的记者或专家无法通晓该国语言，那么他根本不会被当成一回事；然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似乎完全不需要语言的知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种心理变态，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化或宗教。”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可能了解“如同美国一样有着多种面貌”的伊斯兰教及其伊斯兰世界。媒体和专家急于将他们标签化，尽管有些时候理由很牵强，但算不上什么障碍，也没有多少人去深究。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的利益与妖魔化伊斯兰教及其伊斯兰世界密切相关。一方面，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阿拉伯国家声名鹊起，被高涨的油价沉重打击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在国际政治战略高度而且在国际经济战略高度上重新审视伊斯兰世界，这个曾经被忽视和利用的地域必须被重新占领，否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会受到釜底抽薪式的威胁。于是，后来的阿富汗、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被击溃、改造、分裂、重构，美国要确保自身的这些战略“油仓”。而伊朗是个例外，它没有被征服，所以到现在为止，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中以核威胁的名义制裁伊朗的决议出了一个又一个。另一方面，“针对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人的盖棺定论是别有用心的，试图掩饰‘伊斯兰教’主要对手美国与以色列的实际作为。”“这些强权自称是自由民主国家，但却运用自相矛盾的利己与残酷做法来对付弱势民族。”阿拉伯人在媒体上被呈现的“人肉炸弹”形象，是美以等强权出兵、轰炸乃至杀戮平民的绝佳理由。“我们”不关心“人肉”背后的深层因素，只关心被“人肉”之后“我们”的报复是否激烈、彻底、大快人心。
绕不过的媒体
以及信息霸权
“报道伊斯兰”的英文为“Covering Islam”，萨义德在此使用了非常明显的双关语，因为“Covering”在英文中还有“掩饰”或“遮蔽”之义。换言之，媒体在做的不仅是“报道”，更多的是“掩饰”或“遮蔽”，而这正是让萨义德丢掉优雅直言暴怒之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讲，专家的意见也是通过媒体来加以呈现，他们的声音被媒体无限放大，让谬误成为真理，媒体与专家的合谋“决定了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信息都经由媒体这个中介来进行传播，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尤其如此。著名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说：“了解人类处境开宗明义的规则就是，人生活在第二手的世界。而“第二手”的现代制造商和传播者正是媒体，它们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传播的中介，这符合英文“Media”的双重含义。
其实，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公共舆论》之时，就明确指出：“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人们的“脑海图景”是对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而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媒体。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脑海图景”。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的世界是一个被媒体建构的世界。到今天为止，此种状态因为媒体的无比强大及其生成的话语霸权，导致“脑海图景”因媒体更为剽悍的“拟态环境”建构能力而更为“中介化”。
对此，不是媒体研究专家的萨义德有着比很多新闻传播学家还深刻的认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像报纸、新闻和意见这些事物并不是自然发生，它们是被制造的，是人类意志、历史、社会情况、机构的结果，也是个人职业的传统。媒体的目标诸如客观性、真实性、写实报道与精确性，都是具有高度相对性的术语，它们表达的恐怕只是意愿而非可以达成的目标。”“新闻与其说是被动的已知事实，不如说是源自一套复杂的过程，经过通常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与表达。”
说什么意味着不说什么。媒体与专家不知疲倦的言说本身，反衬了他们不加以言说的内容。它当然也会体现在报道/掩饰、报道/遮蔽伊斯兰的一体两面之中。但是，它不是仅仅局限于此。就当下的中国而言，与其有“同病相怜”之处。之所以将“同病相怜”加注引号，是由于中国有着在西方看来更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架构，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它在国际传播中被呈现的形象因其国际政治地位和日渐增加的经济能量，可能更多元一些。但是，在西方媒体主宰的传播世界中，中国一样是一个被传播者和被建构者。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看起来很愤青而总是抑制不住怒火的原因所在：我们的形象不由我们建构，而由他们建构。所以，你会看到在2010年7月1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面容严肃地告诉外国记者：“无论关于西藏还是新疆，我想和有关记者说几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基于现实而不是基于你们的幻觉来进行报道。”
这只是一个离我们时间最近的小小案例。但是，它毫无疑问地像北京奥运、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大案例一样反衬出了中国的焦虑：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国际形象，但是我们不能左右拥有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即使他们基于幻觉来进行报道，我们也无能为力。而这种焦虑已经由来已久。无论是声名赫赫的“中国威胁论”，还是大张旗鼓的“中国崩溃论”，这些内销中国并引起争议的话题与标签，都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来自西方媒体以及由媒体选定的西方专家。不能否认的是，国内个别状况会影响到国家形象的呈现，因为国内整体状况是国家形象的存在基础，忽视这个事实容易带来“媒介中心论”或者“媒介万能论”的错误认知观念。但是，也不能否认的是，信息霸权确实存在，有意无意的误读始终存在。而这也是萨义德所说：“我不是说穆斯林并未借伊斯兰教之名攻击伤害以色列人与西方人。我要说的是，人们经由媒体得知的伊斯兰教，不是挑衅便是侵犯，这些媒体还将原因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本质，抹杀忽略了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这种报道之所以会成功，主要因素在于创造报道的人物与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而未必是真实性或精确性。”
因此，法国著名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坚持不认可“传播全球化”这个概念，而认为是“传播世界化”。原因是前者抹平了等级，好像“世界是平的”，所有的国家都处于一个平面之上，其实根本不是如此：这个世界的等级次序依然存在，全球化是在有意让人们忘掉等级。而“世界化”则反映了年鉴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等级体系的原始模型”中所表达的涵义，即这个世界仍然是等级化的，经济世界如此，信息世界亦是如此。所以，国际传播中的媒体（以及由媒体选定的专家）一方面在让全球公民知晓地球最远端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让全球公民分享由它们制造的偏见。处于信息世界低端的国家与人民，将不可避免地被言说、被代表、被建构，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看到结束的可能，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其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他的愤怒将会与处于信息弱势的国家同在并交相印证。
